在二十世纪的思想家中，前苏联的巴赫金的命运是非常独特的。
1928年末，他因在友人圈子里做过有关康德等人哲学思想、宗教的报告而被捕。而在1929年，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出版，卢那察尔斯基还就此书写了评论。同年，巴赫金未经起诉、审判，就被判刑五年，经人营救，未往死亡地带发配，而被流放于北哈萨克斯坦的边区小城库斯坦奈。可1930年出版的《托尔斯泰文艺作品全集》第11、13卷，大约由于来不及清除其影响，还收有他写的关于托尔斯泰的戏剧作品和分析《复活》的长篇序言。其后自然命途多舛，销声匿迹于文坛，有三十余年。
六十年代初，65岁高龄的巴赫金“时来运转”，竟被人发现了。于是旧作修订再版，多年被束之高阁的文稿出版问世，其“对话”思想、“狂欢化”理论立刻活跃了前苏联文艺界，并不断发生争议；介绍到西方后，却是引起了阵阵轰动。以后，随着大部分写于二十———四十年代的哲学、语言学、美学著作不断出版，巴赫金声誉日隆，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巴赫金的被发现始于五十年代后期。当时有的学术讨论会上就有人提到了巴赫金。而世界文学研究所理论部的青年研究人员柯日诺夫，读到了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一书，并在该所档案资料部门查阅到巴赫金的学位论文《拉伯雷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地位》。他感到前者在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著中是最有分量的著作，而后者的不同凡响的观点，使他大开眼界，深为惊讶。于是多处打听，巴赫金何许人，今在何处？得到的回答是，此人早被流放，或许已客死边地。不过最终得知，巴赫金现在执教于萨兰斯克的摩尔达瓦大学。于是遂有1961年6月的会面。是时，柯日诺夫为了淡化会见老人时会产生的沉重的印象，邀请同行鲍恰罗夫和加契夫同行，造访巴赫金。经过柯日诺夫的一番斡旋，《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修订后更名《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于1963年再版。可关于拉伯雷的论著的出版呢？巴赫金信心仍是不足，一改再改。柯日诺夫从他手中夺过手稿，多方施计，甚至发动了一场签名运动，才使得《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于1965年正式问世。不管这些著作引起争论和发生什么影响，巴赫金第一次被发现了。
巴赫金两书的出版，引起了法国结构主义者的注意。他们发现了前苏联的形式主义文论，曾把它们翻成法文出版。现在看到巴赫金的著述，以为他的论说可使他们的理论得到更新，可以有力地支持结构主义文论的观点，于是将它们译成法文，介绍过去。巴赫金的著述很快地在西方文论界传播，不想前苏联还有这样论述西方文化且见解独到、论说精深的著作。巴赫金有关民间文化解构、中世纪专制的官方文化的“狂欢化”理论，使得西方学者大为倾倒，不少派别的学者纷纷前来攀附。这样一来，巴赫金在国外竟是名声大振。六十———七十年代，巴赫金的旧作、新作时有发表。1975年，在80岁的巴赫金逝世那年，收集了不同时期的论文，结集《文学美学问题》出版，但巴赫金本人却未能见到；1978年，由鲍恰罗夫编选的《语言创作美学》出版。同时二十年代的几本出于他之手而用友人名字发表的著作，包括《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相继译成英文，在国外刊行。至此，在前苏联围绕巴赫金关于文艺学、符号等方面的问题进行阐释时，西方学者不仅在大谈巴赫金的“主体间性”，并且对其文化理论进行着相当深入的研究。这样，巴赫金的研究领域得到了扩大，成了第二次发现。
80年代，巴赫金的著作不断被整理出来。1986年，他的从未面世过的有关“伦理哲学”的论文，被取名为《论行为哲学》，发表出来；同年，由鲍恰罗夫与柯日诺夫合编的巴赫金的《文学批评文集》出版。1984年，美国学者克拉克与霍开斯特合著的《米·巴赫金》出版，此书声称“在西方的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圈子当中，他已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认为巴赫金的工作最接近于“哲学人类学”。在前苏联，关于对巴赫金的方方面面的认识，不断扩大，多从各个方面去探讨，但较多的是从文学理论方面。有的认为巴赫金是东正教的宗教家，有的则认为他是革命的先锋派。90年代，巴赫金的一些论文笔记、书信不断在刊物上登载出来，同时鲍恰罗夫与柯日诺夫的一些回忆性的文章，披露了许多不为他人所知的事实，澄清了不少问题，对推动巴赫金的研究极有帮助。巴赫金终于从历史的尘封中走了出来，他的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在前苏联不断得到展示，并得到了广泛的承认。这是巴赫金的第三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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