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胡适写了一篇《陶弘景的＜真诰＞考》，献给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生日。他自称这是“整理道藏的第一次尝试”。那时中国学者研究《道藏》的寥寥无几。胡适以其佛学根底寻绎出《真诰》文句与《四十二章经》的相谐之处，这即使在今天也是我们敬佩的。但是，他在文中对陶弘景的激烈的批评却值得今天的中国士人反省。
胡适对陶弘景的批评有两点。一是指责陶弘景剽窃了《四十二章经》，二是指责《真诰》有意编“鬼话”骗人。现在人们都知道东晋以后道教新出经典糅合了很多佛教的因素。由此文叙述看，胡适并非不了解道经历史，但是他没有谈到佛教对道教的影响。如果因为这一点他才轻率地断定陶弘景有剽窃，是可以理解的。胡适对陶弘景的评价有前后不一致之处。他在文章前半部十分推重陶弘景的考据工夫，简直是引为同道了：“在那个考证校勘之学未成立的时期，陶弘景编纂真诰的方法真是很可以吓倒人的精密的考订方法！”他引证了陶弘景批点道书的文字后又称赞说“这都是最严谨的校勘方法”。但是，胡适笔锋一转马上又说：“用这样精密谨严的方法来编纂一部记天神仙女降授的语言，这是最矛盾的现象。这书里的材料，自从开卷记仙女萼绿华事以下，自然全是鬼话”。他认为陶弘景用严谨的考据方法编鬼话是要“抬高那些鬼话的可信程度。在这一点上，即使他是被宣传教义的虔诚心所驱使，他总不能逃避有心诈欺的罪名”。这存心欺诈的铁证就是他剽窃了《四十二章经》。胡适先断定陶弘景存了欺世之心，然后断定《真诰》注文中校补上清派大师文字的话都是有意剽窃佛典。不仅如此，连上清先师的和《四十二章经》重合的二十条文字也是陶弘景写上去的：“他自抄、自阙、自校、自补，又自己做出那种故作迷阵的注语来欺一世与后世的读者”。我不得不遗憾胡适对陶弘景用心的揣度葬送了他对《真诰》的研究。他这篇研究能给后人参考的只是他宣称“一千四百年没有被人侦查出来”的二十条文字。他本可以由此进一步寻绎上清教义和佛教的关系，然而他却只把它作为声讨剽窃犯的佐证。
胡适的失足并不止有一方面的原因。考据是他的癖好。北大胡适藏书有一本《神会语录》，封面上他写了几个字说那书是假的，第二页又写那书是真的。他研究《真诰》的文中多处都由考证入手谈，但是他即使生于今日也未必再出来说此书不是伪作，因为他心中早存了对道教的偏见。他对陶弘景的指责根本上来自这种偏见。这种偏见就是对宗教的鄙视。他对陶弘景的激烈之辞实际是指向道教的。文末的结语终于亮出了他心底的意见：“其实整部道藏本来就是完全贼赃，偷这二十短章又何足惊怪！”他慨叹陶弘景“那样出类拔萃的学者也不能完全逃出这种迷信的势力”。“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他不过是一个博学的愚人”。在胡适眼中，陶弘景是一个迷信的愚人，为了抬高自己的迷信做了些盗贼的行径。
我没有认真读过胡适其他研究宗教的文章，不敢说这是他对宗教态度的全部。他在此文中对宗教的偏见是显而易见的。我以为这种偏见是我们研究宗教的最大的障碍。胡适没有接触到他研究的对象。道教经典的造作是一种宗教行为，而胡适从他的排斥立场出发首先就将这个对象拒之千里。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可以对《道藏》中某些文献做出有价值的研究，但是要“整理道藏”则是不可能的。胡适的如椽大笔所得的不过是管中窥豹而已。要研究宗教，自然要有一套方法，我们现在叫它宗教学。中国今天的大问题不是宗教学不昌明。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宗教研究，我们的经学就可算是一种。那是研究我们读书人自己的宗教———儒教。中国的学术两千年来一直没有没有脱离它。中国的学者不自觉儒家的“理性精神”本来源于一种宗教。我们对其他信仰斥之为迷信也不过是一种判教。颜师古对陆机的《泰山吟》以及《汉书》异文的斥责都是对官方祭祀的维护。即使那位用心体察了民情的顾炎武也对泰山地区迥异乎官方意识形态的民间传说表示惋惜。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传入更强化了中国士人的宗教偏见，并且罩上了一个光环。我们考古报告对这些迷信的东西注意得非常少，很多材料不能向社会发表。我们的宗教史研究（包括我景仰的巨擘汤用彤先生的研究）没有对各种信仰在民间的传播较多着力。道教史的研究近来多注意佛教哲学对道教的影响，潜在的意识就是认为道教借佛学提高了自己的思辩水平。他们研究的是自己的问题，不是对象本身的问题。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史有许多问题都比哲学问题重要得多，学者们在著述中言及这些内容时用“荒诞无稽”几个字就做了交待。这样的态度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胡适做完了考证去翻检《四库全书》的提要，自以为能步武朱熹而骄傲。其实朱熹岂止是他七百年前的“同乡先哲”，他们（包括我们）都是出于一种宗教的教友。“四库”中还有些提要会让他更兴奋。《真灵位业图》的提要嗤笑了作者的荒诞之后又嗤笑了前世学者：“王世贞、胡震亨乃取《真诰》及《玉检大录》诸书详为考核，殆亦好奇之过矣”。古往今来的文人学士认为这些道教的著作根本不配享受我们的学术，它们不应在我们的知识系统中占有位置。宋代修《两朝国史》时宋哲宗采纳了秘书监的奏请，委任当时的杰出道教学者陈景元校理道书，却遭到范祖禹的激烈批评。他认为这样做是对朝廷官员的侮辱，皇家图书馆包罗了所有各派的书籍与汉武帝独尊儒术相比是堕落到了最低俗的地步（转引自龙彼得《宋代收藏道书考》，未查原文）。《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从明《正统道藏》引录了《华阳陶隐居集》，提要说“宏景在道家亦号学者，其著述与抱朴抗衡，所谓列仙之儒也”。这里的“儒”不必强解为儒家，但提要作者认同陶弘景的立场和胡适乃至今日我们看重成玄英等道教“思想家”的立场本质上是一致的。我国学术界将道家区分为哲学的道家和宗教的道教除了历史的原因以外也和这种立场有关系。我现在日益感觉到我们许多学者的自鸣得意的研究都是在不看对象地讲自己的“甚深玄义”。去年夏天道门内外的人聚会庐山研讨，很多人根本没有了解自己研究对象的愿望。当我们踌躇满志地站在青牛道士面前指手划脚的时候，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那些所谓“肯定宗教价值”的高深莫测的讲演大多也是鬼话？这个鬼就是《真诰》称之六天之鬼的儒家帝王将相文人学士的魂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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