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版界也曾出现过“房龙热”。这股“房龙热”显然是随着房龙作品在美国的热销而兴起的。到了80年代，三联版文化史译著中房龙作品占据重要地位，多少表露了出版界老一辈的怀旧情绪。这次重译、重印房龙的书，出版者没忘了告诉年轻一代的读者，文史学家曹聚仁当初如何受房龙作品的至深影响，小说家郁达夫又如何给予房龙的写作手法以高度的评价。正由于《宽容》、《人类的故事》和《漫话圣经》（即《圣经的故事》）由三联书店出版，本来以从事通俗历史文化著述出名的房龙，无形中也增添了一道“文化史权威”的光环，对此房龙先生在半个世纪以前当然是始料不及的。如今，当多家出版社争相推出“房龙文集”时，在美国却很少有人还能说出这个名叫“亨德里克·房龙”的是何许人士了。“哦，这个人，从姓名看，他大概有荷兰血统。”多数人会这么说。
1921年，房龙以一部《人类的故事》一举成名。此书的销量在一千万册以上，译成20多种文字。1923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沈性仁女士的译本。不知这个中译本销了多少册，但至少在曹聚仁身上可以看到它的影响力。曹认为对其思想影响最大的即是房龙。而他当时读的就是沈女士译的《人类的故事》。据说，23岁的曹聚仁在真如车站等车时买了这部书，“一直就从真如看到了上海北站，又从北站看到了家中，从黄昏看到了天明，看完了才睡觉。”这些出现在《书林新话》中的文字，后来在曹的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中又得到了强化。曹在50年中，把这部书看了又看，除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就没有其他的书这么吸引他了。他还立志要写一部《东方的人类故事》。曹曾对沈君怡说：“我得感谢您的姊姊，她是使我思想上有进步的人，她翻译了房龙的《人类的故事》。”
《古代的人》出版于1923年。当时房龙已大红大紫。1927年，林徽音的中译本问世。郁达夫写了序。序中说：“范龙（即房龙）的这一种方法，实在巧妙不过，干燥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那么一写，无论大人小孩，读他的书的人，都觉得娓娓忘倦了。……范龙的笔，有这一种魔力。但这也不是他的特创，这不过是将文学家的手法，拿来用以讲述科学而已。”次年，亚东图书馆也出版了任冬的译本。据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中记载，他于1926年1月15日在商务印书馆买到了《古代的人》的英文原著，便去请教亚东图书馆的老朋友胡适博士。胡适提到房龙的《人类的故事》已有沈性仁的译本。他还说了房龙一件不怎么光彩的事情。说房龙曾来过中国，在山西大同看到证明在唐代即有基督教某个派别传入中国的“景教碑”，想把它偷到外国去。他雇工人仿制了一块“景教碑”，打算把真的运出去，而把假的竖在原来地方。后来被人发现了，房龙只好把假的运出去，收藏在纽约博物馆里。不知胡博士所说是否属实，也不知他是为了卖弄自己见多识广，还是对房龙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的企图进行谴责。胡适还介绍说，房龙曾在康奈尔大学教书，一次大战时因他的文字有袒护德国的嫌疑而被逐。他的这一通话无疑加深了亚东图书馆中人对房龙的印象。任冬的译本两年后由亚东出版，书名为《上古的人》。
《房龙地理》（又名《我们的世界》）是房龙又一部蜚声世界的作品。它出版于1932年，一个月内就销出18万册，被看作是近代学术界的一大奇迹。这一奇迹的出现仍然是由于房龙作品一贯的文学意味，并非此书有多少学术价值：“一经他的渲染，寻常的山水草木便显得栩栩欲活，过去的历史事实亦仿佛在眼前重演。”仅过了一年，国内便有了中译本。徐懋庸于1933年10月14日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一篇读《房龙地理》的杂感。文中说：“今年的出版界，提供了几部好书，《房龙的地理》便是其一，大概是因为可供学校采作教本，销路比较有把握吧，这一部卷帙并不少的书，竟有三家书铺，同时印行译本。”译本出得如此之快已足可称奇，况且一出就是三种译本！徐懋庸读的是新生命书局的傅东华译本《我们的世界》，还有世界出版合作社印行的陈瘦石、胡淀咸的译本《房龙世界地理》等。徐文称他是把这部书当小说来读的。这自然也是曹聚仁当初读《人类的故事》的读法。
《圣经的故事》英文原著出版于1923年，反响不能与《人类的故事》和《房龙地理》同日而语。但这部取材比较平淡的作品在中国出版界却颇生出了些故事。1926年，未名社成员李霁野曾打算翻译这本书。他将这个打算告诉鲁迅先生，征求后者的意见。鲁迅先生于同年11月23日给李霁野写信，信中提到了对翻译《圣经的故事》的意见：“‘圣经’两字，使人见了易生反感，我想就分作两份，称‘旧约’及‘新约’的故事，何如？”后来李霁野也未译出此书。世界书局直到1939年才出版了谢炳文的译本，出书过程异常不顺。谢炳文这个名字在鲁迅日记中出现过。鲁迅于1936年9月28日回复谢炳文昨日的来信。《鲁迅全集》有“谢炳文”注，但所注仅两个字：“未详”。谢炳文1936年便在译《圣经的故事》。他曾写信给房龙，并得到回信。以下是房龙回信的译文，它连同原信的影印件，刊于世界书局1939年版《圣经的故事》的正文之前：
谢炳文先生： 大函拜收，谢谢。拙著《圣经的故事》荷蒙?译，尤感欣幸，恳希便中留意书中所谈“宽容”的部分，上帝知道，世界现在没有比这更来得急需的东西了。 关于要递给中国读者的一些简明的话，如果有，就是这几句。 我五十四岁。从二十岁一直到五十四，我都化工夫来试习英文，以前我用法文、荷文和德文著作过，却从不曾用过英文。现在我试用我所懂得的一些什么英文来写几部有系统的书，这，我希望比以前的较好。 我为什么著作？ 主要的是因为我憎恶浪费与无用的暴力，这两种坏脾气都是由于愚昧生来的，我试来著书给一般男女和小孩子读，好让他、她或它懂得一些关于他们生长在这世界上的历史、地理与美术的背景。 我并不那样要把历史通俗化为“教化的”，而且我希望，情感可以根据中国人的来重新评价。 到底我做到了没有呢？？？？？ 两年来的新闻不足以正确地指出理智与常识与互相容认的胜利。 我的照像（我不喜欢它，但一个人对于他的相片有什么办法呢？）别封寄至上海。 再会 房龙拜启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此后《圣经的故事》中译本的遭遇，或许让人更能理解房龙信中所流露的对时局的忧虑。世界书局版《圣经的故事》有一篇陆高谊写的《续发刊词》，专讲这本书的遭遇。该书原定于1937年出版，但同一年抗日战争爆发。正当装订之时，“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役打响。世界书局的总厂设在沪东大连湾路，那一带沦为战区。于是书局中人“仓卒避难，未遑顾及”。世界书局的主要负责人先后离开上海，书局由陆高谊等留沪维持。两年后，有人在总厂故址的破败零乱中找出了《圣经的故事》几近完好的“毛坯”，对此陆高谊深感意外和庆幸。当时原翻译者“自战事发生后，亦不知停云何处。”陆便另请人将残缺的几页补译出来，使这个中译本终能与读者见面。这可以说是有关房龙读来轻松的作品的一段并不轻松的故事。“房龙热”当时早已饭冷茶凉，这部《圣经的故事》中译本的问世，不过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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