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月5日早晨，罗克像往常一样，带了一饭盒大米饭、炒白菜和一本书，上班去了。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他被关到半步桥看守所，这是谢富治亲自授意和批准的。
这是一个北风呼号的日子，正处于北京最寒冷的“三九”期间。几天前，哥哥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预感像阴影一样笼罩在全家每个人的心中。——都知道随时有可能大祸临头，又盼着每一天能平安地过去。
这天我家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我的女朋友羽晴，另一位是沈阳11中高三年级学生孙钢。孙钢是《中学生文革报》的热心读者，他对我们报社的敬佩深深感动了编辑部每个人。于是我们成了好朋友，他很快也成了罗克的挚友。当时学校里仍很混乱，去不去很随便。我们聚在一起，想研究一下能不能在沈阳成立个“生产组”，以便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们永远在一起，过上乌托邦式的生活。那时听说有学生正组织到云南组建农场。
上午10点左右，忽然进来几个警察和便衣。他们来势汹汹，宣布要搜查我家，并且恶狠狠地询问客人与我家的关系。孙钢具有典型的东北人性格，血气方刚，没说几句就和来人顶撞起来，一个年龄40多岁的头目咬牙切齿地命令别的警察：“把他带走！有你小子好看的时候！”从此孙钢就失去了自由，被判15年徒刑！
13年后我再见到他时，已与当年的他判若两人——那时他虎头虎脑，有使不完的劲，浑身充满活力。而这时，虽然才三十一二岁，狱中的摧残已使他疾病缠身，走路稍快都会气喘吁吁。1986年后，他到美国定居，现在已是几十名雇员的公司老板。
搜查时，我乘警察与孙钢争吵之机，偷偷将几封外地青年写给哥哥的信藏在衣袋里，希望尽可能减少受牵连的人数。这几封信与其他我们保存的大量普通来信不同，是罗克在数千封信中挑选出来的水平较高的一部分，经过几次往来通信，已成了未见面的朋友。罗克为了避免邮检给这些人带来麻烦，特地让我的一些同学代为转收，再由我取回交给他。
搜查后，我被学校来的人带走进行“群众专政”。同时被“群众专政”的，还有轻工业学院的郝治。他是哥哥的初中同学，又是哥哥的好朋友。他家与我家是世交，他父亲是我父亲的好朋友，也是个刚直不阿的“右派”。罗克委托他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代表名义，参加了《中学文革报》。经常在罗克的小屋里彻夜研讨《中学文革报》准备发表的文章。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相信任何人都宁可去蹲监狱，也不会选择“群众专政”。
虽然监狱里已是非人生活了——每人不足1平米的空间，常年处于饥饿状态，随时可能佩戴折磨人的刑具……但是，和“群众专政”比起来，这种“待遇”却算得上是好过多了。在监狱里，周围都和你是一样的人，有同情，有交流，有苦中取乐；审讯时很少施刑（因为是可供外国人参观的“模范监狱”）。而“群众专政”，既行使了公检法的职能，又不受法律约束；打手们既可以任意施虐，又不必担心受到制裁；抓错了，以致把人打死，当权者毫无责任；抓“对”了，犯人屈打成招，当权者和打手们又都有“功劳”。
那天上午郝治刚到学校，立刻遭到“群众专政”，失去了人身自由。
他被关进漆黑的楼梯间，除了身上穿的衣服，牢房里只有一卷草帘子。每天饮食是六两窝头、一块咸菜和凉水。更难以忍受的是，每天必遭一顿毒打。如果哪天哪位打手迟到了，错过了施虐的机会，必会成为他一天中最大的遗憾！并且向同类连连表示“可惜我没伸上手”！——他们打人已成了瘾了。
就这样折磨了半年，郝治始终没有承认加在我们头上的“反革命集团”。同时他也知道，再这样下去他必死无疑，于是开始绝食。7天后，当局怕他真的死了，会更难挖出我们这个“反革命集团”，只好答应他的要求：取消每日的毒打，允许他走出楼梯间到阳光下。
这时他才发现，关押进去时穿的棉袄已被血凝成厚厚的硬壳；被血凝在一起的胡子，已经有半尺多长。当他把相伴半年的草帘拿到室外，轻轻一足敦，立刻掉下一层令人毛骨悚然的臭虫，弄得他宁可睡在水泥地面上也不敢再用它。
又过了半年，1968年12月31日，才允许他第一次回家。
当天晚上他去看望我的父母、姥姥。老人们一时难以认出他了——一米八的大个子，如今只剩90斤。他一进门就说：“如果有坏人跟进来了，您就说正撵我走呢；如果没当场抓住我，只要一出这个门，您就说没见我来过。”
妈妈那么刚强，即使在得知哥哥的噩耗时都不在人前落泪，此时却为哥哥有这么好的朋友感动得哭了。
郝治，是我见过的最有骨气的硬汉！
我虽然也被“群众专政”，每天却可以回家。为避免更多无辜的人也被打入我们这个“反革命集团”里来，我断绝了许多朋友的往来，尤其是认识哥哥的。在学校里只是让写写检查和交待材料，没得写了，就在一旁看书。和以前不同的，无非是受到一些人的白眼，原来要好的同学也都敬而远之。但是绝大部分要好的同学没有落井下石，甚至有人在厕所、楼道看见我，看看四周没有别人，还会说些鼓励的话，我也就十分欣慰了。
但是，好景不长。十几天后，公安局来人送传票，还故意把气氛造得非常紧张。来的警察在我面前站得笔直，称呼我的名字也提高了八度，说起话来像事先背好了台词，不多一字也不少一字。当然要求我也一样必须站直了听他念。我忽然萌生要打破这种模式的念头，故意让他多说话，于是问：“我是还回来呢，还是不回来了？我的东西是带着呢？还是不用带？”他憋了半天，想不出怎么用“官话”回答，只好自认晦气地说：“收起来，先放着。”声调已经没有那么高了。
“文革”前的人，把传讯也看作是一种“处分”。按严重程度排列：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教养、拘留、传讯。运动初期，我就学的第65中学揪斗的“牛鬼蛇神”中就有个老师因为被传讯过，成了被批斗的对象。就好像专政机关是个染缸，只要进去，就被染色，永远也别想漂回原色了。
恰巧，这一天正是我20岁的生日，想不到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虽然上午就到了半步桥监狱，其实基本上没人理我，只是让我在传达室旁一间空房里坐着。中午，有人给我送来两个窝头、一块咸菜、一碗水，我第一次品尝到了监狱的饭。临送我回来，才对我进行了简单的审问，大意是：这次行动还算轻的，如果以后我还继续“执迷不悟，拒不交待”的话，对我会有越来越严重的惩罚，等等。
噢，我明白了，原来这就叫逐步升级战术。记得前些日子哥哥看了一本美国人写的书《逐步升级》，刚看完就迫不及待地给我讲了起来。最后他总结说：“当环境越来越难以承受时，谁能坚持到最后，获胜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正符合他一贯的办事原则。
果不其然，没过几天学校召开了一次对我的批斗大会，会上还算温和。大会结束后，我刚走出会场，立刻被早已等在门外的几十个“联动”分子狠打了一顿。这些杀人都不会眨眼的“天之骄子”没少被我们的《中学文革报》揭露，这次终于等到了报仇的机会，下手之重可想而知。我当时没有被打死，只能感谢父母遗传给我的颅骨还算结实。我的头发被人揪着，头无法抬起，只能咬牙挺着。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也许真正的幕后指挥还指望揭发出更大范围的“反革命集团”，不希望我现在就死，军代表带领不少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我从这帮暴徒手里抢了出来。以后的事，我记不起来了。
天快黑的时候，我清醒了许多，只是还感觉头、脸又肿又疼。总算还能走出学校。
上帝确实比人高明，他创造的大脑是人类制造任何机器也无法替代的，而且无论多少年后，恐怕也会有人类无法揭开的谜。
尽管我还在头昏脑涨，却想到：暴徒既然能在学校里暗算我，难道不能在路上或家门口等着我吗？于是我走出校门朝回家相反的方向走去。几乎是漫无目标，又似乎理所当然地来到了北京火车站。
火车站在“文革”期间是有史以来最混乱、拥挤和不卫生的。不但椅子、台阶和一切高出地面的地方“座”无虚席，就连地面也都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仅仅留下一条一尺多宽的走道。我转来转去踅摸了二十多分钟，终于等到了一个位置——铺了报纸的一块地面。
我躺下去，头枕着自己的胳膊，终于得到了片刻休息。我盘算着下一步去哪儿，忽然想到《中学文革报》的一位成员——陈家华。他虽然比我小两岁，可是为人沉稳、老成，总有说不完的主意，应该找他商量。为了不给他带来麻烦，我还必须甩掉可能正盯着我的“尾巴”。
突然，人群骚动起来，原来坐着或躺着的人都站立起来，有的去提身边的行李。我躺着的这两排的人开始准备检票上车了。我不可能再躺着了，否则有被踩伤的危险。大家惟恐被落下似的，一个劲地往前挤，马上形成了两道密不透风的人墙，任何人都难以从这人墙中穿过。我觉得这是个机会。
“人墙”之所以排得这么紧密，是为了防止前边不排队的人加塞儿。离检票口还有二三十米呢，已经是人山人海了。我随着队伍一点儿一点儿走向检票口，当走进这片人海的时候，突然离开队伍钻向人海。别看挤进队伍不容易，往出走可是大家求之不得的事，不用我使劲，早有人助我一臂之力，把我推进人海的纵深处。我尽量压低了身子，在人海的掩护下，走出了候车大厅，来到街上。
我急忙钻进黑幽幽的小胡同，从一条胡同拐进另一条胡同，一直到确认没有人跟踪了，才走到陈家华家。
陈家华见我这么晚来，又看到我肿胀的脸，不用问已经十分清楚了。他有一间地处后院孤零零的小屋，此外，狭长的小院只有相声大师郭启儒家后门开在这里，非常安全。陈伯母见我这样，猜想我一定没有吃饭，特意端来了可口的饭菜。是的，从早晨到现在，有十几个小时水米未进了。这顿饭，我吃得香极了，终生难以忘怀。这一夜，也睡得踏实极了。
第二天，我们商量的结果，是我去公安局要求拘留。
根据“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这个要求当然不能批准，又把我交回了学校，好在答应我不会再发生武斗现象了。为了防止我真的跑了，规定不能回家，1968年除夕夜，我就是在一间只有门没有窗的储物间度过的。
在隐隐的鞭炮声中，我想起了父母，他们虽然有四个孩子，可是一个在身边的也没有：哥哥进了监狱；姐姐因为“书写反动日记”在1966年12月就被送去劳动教养；我被关在学校；弟弟去了东北，父母让他去沈阳打听孙钢的下落，顺便看望他的母亲。此时，他们的心情一定非常难受。我只能在这间小黑屋里，默默祝愿两位老人身体健康。
春节期间，专案组的人都回家过年去了，我也过了几天轻松的日子。
有一次我上厕所，无意中发现茅坑两边的隔断墙和前边的门上，有不少人的感慨之作。后来我到过全国各地，才知道厕所内抒发感情也是中国的国粹，大江南北，横贯东西，概莫能外。大概人在出恭之时，血液对大脑供应异常之多，才思自然敏捷之故吧。只不过外地厕所，有关“性”的较多，难免有下流之嫌。而我校厕所内，通篇是“毛泽东思想万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等政治性文字，而最多的只有三个字“狗崽子”而已。
我突然也来了灵感，凡是“狗崽子”三字后，均加上“万岁”两字。每次出恭换一个茅坑，字体全模仿就近“大作”，反正当时“万岁”二字频率极高，不乏样本。三个楼层的男厕所全部改完，就想等着看有什么结果。
几天后，果然反响剧烈。所有的“狗崽子万岁”旁都加上了“反动”、“反动标语”等批注。可是，怎么反动，谁也说不清。终于没有酿为轩然大波，多少让我有点失望。好在并没有人怀疑到我——都这处境了，还有心思开这种玩笑？岂不知，在貌似庄严的人脸上挠一把，这好像是我家人的传统。
好景不长，春节过后没多久，我的一位十分要好的同学经不住恐吓，检举了我从东北武斗地区带回两枚手榴弹的事。专案组如获至宝，公安局的人连夜带我将手榴弹起出，狠挖手榴弹与罗克的关系。
几天后，看我交待不出什么有用的问题，就又升了一级——召开全校大会批斗。
几个打手反拧着我的胳膊，我才领略到“喷气式”是什么滋味。还有人恶意地勒着我的脖领，幸亏领勾、扣子的线都断了，才没把我憋死。
发言的人说什么我难受得一句也没听进去，只听见最后喊了一句：“扭送去公安局！”我被拖着往学校后门走。这时我的两腿早变得麻木而无知觉，根本无法迈步。
其实公安局的车早在学校后门等着呢，因此不用劳打手们大驾，只把我“扭送”到汽车里就完成了任务。这次接受了上次批斗的教训，没敢堂而皇之地走学校正门，因为不能再让我遇到危险，他们还指望我通过手榴弹这么大的事把哥哥检举出来呢！
从此，我过上了真正的铁窗生活。
（摘自《我家》，遇罗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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