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天柱山》是余秋雨的散文名篇，系“文化苦旅”系列之一，文中曾提到“天柱山一直没有一部独立的山志”。1995年5月3日，李庸在光明日报发表《余秋雨的两处“硬伤”》一文，指出“天柱山一直没有一部独立的山志”一说有错误，理由是：
“家住在潜山（天柱山）附近的学友汪君对我说，他见过一本《天柱山志》，大约1982年由安徽一家出版社出版，作者叫乌以风，和汪家有世交。乌以风1900年生，1919年入北大，曾师从熊十力，后来曾在复性书院呆过，再后来在安徽大学、安庆师院任教，1988年辞世。据汪君讲，那本《天柱山志》大约27万字。”
对于这个批评，余秋雨在1988年内地版《山居笔记》的长篇序文《可怜的正文》中作了回应：
“李庸先生也只是听说而已，自己并没有见过。把这种转弯抹角的‘听说’当作证据，在全国性大报上发表文章指责没有‘听说’的人有‘硬伤’，我觉得略有不妥。幸好，我倒是全国极少数真正读过那本书的人，可能是姓汪的同学记错了，也可能是李庸先生听错了，出版时间出了很大误差。我游天柱山时，该山管理处的专家们坦言尚无独立山志，直到1986年9月才开始成立《天柱山志》编委会，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独立的《天柱山志》出版于1992年12月，面世于1993年。”
那么，我们该相信谁？第一部独立的《天柱山志》何时出版？作者是谁？那是怎样的一本书？目前出版的徐林正著（这个“著”改为“编著”可能更符合实际）《文化突围：世纪末之争的余秋雨》（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一书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提供新的材料，多少有些让人失望。
前几天我在位于王府井大街新中国儿童用品商店四楼的中国书店里看书，在旧书台子上发现了一本《天柱山志》，署名“乌以风编著”。这正是汪君所“见”、李庸所“听说”、余秋雨所“读过”的那本书。我心中大喜，当即花了八元钱买回家细细研读。现在我们就来说说这本《天柱山志》。
乌以风编著的这本《天柱山志》1984年8月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大32开，正文473页，共计32万字，印数为5000册，定价为2．60元。由韦君琳设计的封面素雅大方，背景是一幅写意“天柱山图”，近处几树青松，远望群山叠岭，山脚林木葱茏，一塔耸立，白云缭绕，飞鸟翱翔；由袁振题写的竖向行书标题“天柱山志”，笔画粗重，刚劲有力，在朴素背景的衬托之下格外醒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天柱山志》绝不是乌以风躲在书房里整理材料而成，而是他满怀对天柱山的一腔酷爱，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居潜二十余载，登山不下百次”，“凡山中荒岩秘谷，人迹罕至之地，莫不穷搜周览，悉心领会”，对于“旧志所载世间所传”，“既已详加考证，而又力求亲历其境，正其讹误。必使胸无余惑，事有实据，确定不易，然后斟酌而录之”。一部《天柱山志》，以乌以风一人之力，历四十五年的时间修成，其间所经历的艰辛和曲折可以想见。
只要我们不抱有偏见，不以“官修”和“编委会合撰”作为界定“山志”的必要尺度，就可以认定：乌以风所修的《天柱山志》既是“严格意义上”的又是“独立”的一部山志，它的问世比余秋雨所说的“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独立的《天柱山志》”早了八年，究竟何者为“第一部”已再明了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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