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的名字对我来说早就不陌生了，80年代末我就读过他有关鲁迅的一些研究文章。不过第一次跟他面对面的接触却是在1998年的
就这样我成了顾彬教授的学生。后来知道他有20多个博士生，而且大部分我都不认得。在德国，导师往往只在总体的方法论上对学生进行指导，很少有像中国导师那样无微不至的各种关怀。这以后，我跟顾彬教授在汉学系经常见面，有时在课上，也有时在同一个阅览室中查书。他的话依然很少，惜言如金。每次我找他有事，他总是耐心地听我把事情讲完，之后说一句：“就这样吧！”。有一年他过生日，我选了一张齐白石的人物肖像明信片送给他，那上面画的是一个在深山的道观中修行的道士。我以为那可能是他心中的理想，他却说他的理想是用自行车接着他那当时还在幼儿园的老二回家，而后享受儒家的天伦之乐。――看来我错了。
一开始听他的讲座觉得非常乏味，因为他的讲座实际上是他的有声书稿，听起来非常费劲。其实听进去之后又觉得丢不下了。这让我想起了欧阳修赞美梅尧臣的诗中的两句：“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他的书初读时也似觉枯燥，仔细玩索，才能体会到其中的三昧。除了一般的散文之外，他也能把学术论文写得妙有词致。这也许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史哲并不分家的影响吧。今年3月他来北京办讲座，我在作介绍时说，汉学家中，文章写得好的大概要数法国的葛兰言（Marcel Granet）和德国的顾彬教授了。他听后非常认真地对我说，我是第一个注意到他的德文论文写得好的人。
其实，顾彬教授岂止是文章写得好，他的诗写得更好。在波恩每次举办诗歌朗诵会，介绍到他，主持人都首先会说他是位诗人、翻译家，最后才补充说他也是汉学系的主任教授。在这里汉学家顾彬让位给了一位诗人顾彬。那次是诗人郑愁予来波恩，他担心中国人会来得太少，就打电话让我也来捧捧场。我自然欣然从命了。在联邦艺术博物馆的论坛厅，我看到顾彬教授和郑愁予坐在放着几本书和一瓶五粮液的桌子前，边酌边吟诵着郑愁予的中、德文的现代诗。那一瞬间我才感觉到，只有作为一个诗人，顾彬才能将他的气质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而作为一个汉学教授，倒有些委屈他了。顾彬教授在翻译北岛、杨炼、梁秉钧、郑愁予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创作，因为他自己就是诗人。北岛认为顾彬教授的诗“简短而节制，富于哲理”，我也有同感。由于他涉猎的范围非常广，又有新教神学、哲学、日耳曼文学以及汉学的背景，真正读懂他的诗，并不容易。记得两年前在司马涛（Thomas Zimmer）赴上海中德学院的欢送晚宴上，我跟顾彬夫妇同坐一桌。谈到他的诗作，他说，在刚刚出版的《愚人塔》中最受欢迎的诗实际上是他在游五台山时写的。尽管德国读者认为这几首乃是压卷之作，但并非能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我知道在这里他指的是中国佛教。
由于我的论文的缘故，我们的谈话经常跟佛教和翻译有关。顾彬教授一直很谦虚地说他不懂佛教，因为佛教太博大精深了，但实际上他却有着很深的佛学造诣，只不过其路径是由文学进入佛教而已。后来他转向了苏东坡，对佛教的研究就更深入了。2003年他在波恩还专门开设了以“佛教与中国精神”为题的一个学期的讲座。他认为中国古代的诗歌跟宗教是分不开的，“诗”字本身所表现的就是一个人在宗庙里一面从事祭祀活动，一面吟诵歌舞的过程。唐宋对中国士大夫影响最大的是佛教，王维、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大文学家的创作无一不受到般若和禅宗的影响。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跟宗教没有关系的、唯一的世俗诗人是杜甫，他只信奉儒家思想。这后来也成为了顾彬教授的《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史》一书的主线。
在翻译方面，他不仅仅是一位翻译实践家，对翻译还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并写有论翻译的专著――《影之声》。他对自己的翻译非常自信，他曾经说过：“我并非语言的工匠，不是阐释者，不是中间人，我是创造者。我使杨炼在德国复活了。没有我他在这里是死人一个。”我完全相信这一点。他认为诗文的翻译除了意思之外，还有原文的意境，通过语言而凝练的思想深度等等，这些通常会在译文中消失。基于这样的一个认识，他的译作经常是经过反复推敲而来的。借用杜甫的两句诗，对顾彬教授来说真可谓：“翻译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他的中文讲得很流利，当然读和听会更好。我刚来波恩的时候，我们每次谈事情都用德文。直到有一次因为签证的原因还是大学的什么手续没办好的缘故，我找了他两次，第二次当我再次叮嘱他千万别忘记的时候，他突然改用中文说：“我办事，你放心！”之后我们相互看看，都笑了。好像打那以后，我们之间除了上课之外就只说中文了。
有一次我为了翻译一篇跟当代中国文学有关的德文文章，找到他，因为其中有杨炼、北岛、张枣等人的译诗需要还原成中文。他看了我给他列的长长的一个单子，竟然一本一本地都从办公室的书架中翻了出来，真好像是变魔术一般。因为有一些中文原诗是作者直接交给顾彬教授翻译的，根本没有出版或发表过。如果没有他的帮助，这样的还原根本是不可能的。
顾彬教授对自己的中文名字非常欣赏，他在讲座课上不无自豪地说过，以前中国学者总认为他是生活在海外的华侨。他在给我的书写的序中，所署的名字也是“顾彬”两个汉字，尽管内容是用德文写的。顾彬教授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他喜欢中西文化间的这种差异。早年他也曾梦想最好能像一个中国人一样说地道流畅的中文。但他后来却否定了这样的想法，他反问道：“如果我们真的能像中国人一样学好中文的话，那中国人岂不是多余的了吗？”是的，我们生活在差别之中。他所认识到的这个差别实际上也是以陶德文为首的波恩汉学学派（Bonner Schule）的特点。陶德文研究汉学的出发点是欧洲哲学的核心问题，进而指出欧、中哲学间的区别。上次顾彬教授在我们这里演讲的时候，顺着这条思路说道：“西方学者如果从原则上承认，中国拥有欧洲才会有的特点，实际上是把中国拉入西方的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按照这种方式，中国没有任何自己的特点，而只有欧洲的特点。”在他对中国思想和文学的阐释中，常常能达到一种意想不到的深度，而这是在中国学者那里不一定能达到的。
尽管顾彬教授马上就要步入“杖乡之年”的行列了，但却是精爽不衰，这得益于他具有环保意识的自行车运动，也得益于他对足球的爱好。有一次他在清华办讲座，正好是个周末，他对我说，他这次因为太匆忙而忘了带足球。一般他来中国都带一个足球，“当然不是什么好足球，回德国时我会把它送给这里的学生。”他说。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中国我都没有亲眼见过顾彬教授踢球，实在想象不出文质彬彬的他踢球的样子。只是以前波恩大学比较宗教学系的刚德珂（Wolfgang Gantke）教授曾经告诉过我：“在足球场上他（顾彬）可不温文尔雅！”上次他在我们这里演讲前还说，不知道北外有这么好的球场，不然非得在这里练练脚不可。尽管在步入中年、老年之后，年轻人的风华、躁进都将归于平淡、质朴，但顾彬教授在他的业余生活中却充满着年轻人对生命的执着。这其中也许暗含着他最近所热衷的苏东坡的理想：“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孔子在评价自己的一生时说“六十而耳顺”。“耳顺”两个字如今已经成为了六十岁的代名词，很少有人再去思索这两个字的真实含义，我想作为汉学家的顾彬教授在这个生日，一定会对这两个字与孔子有着深深的同感。因为他的座右铭很简单：随遇而安。顾彬教授曾说如果他成不了教授的话，那他今天可能是去亚洲的旅游团的领队或教德语和宗教的中学教员，即使那样的话他也会从中获得跟当教授一样多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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