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已然成功，今日的女权运动该如何对待弗里丹的遗产，在走到死
路之后，又该以怎样的行动面对未来……
1971年，贝蒂・弗里丹（前）等人在国会办公区外示威，以示对《平权法修正案》（ERA）的支持。
贝蒂・弗里丹。2000年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20世纪女权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之一、划时代的《女性迷思》一书的作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2月6日下葬于纽约。她于此前两日去世于华盛顿家中，死因为充血性心力衰竭，当天正逢她85岁寿辰。
她的死，唤起了无数女性的追思，她们自认这一生，曾大大得益于她极具煽动性的呐喊。感恩者中，既包括美国前第一夫人、现任纽约州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这样的女政治家，也有莎伦・斯通这样的好莱坞女明星。
然而，这一时刻也使许多人透过她的死，重新审视女权运动的历史与未来。
（一）
贝蒂・弗里丹横空出世的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都在经历社会和思想的大震荡。其时，美国的民权运动已开花结果，“平等”的口号深入人心。因此，她1963年的《女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此处用的是李令仪繁体中文译本的书名）一书，简直就是呼之欲出了。此书的诉求，是要为女性被禁锢于家庭生活，单纯为人妻、为人母，且苦于一种“无名的难题”（the problem that has no name）的状况鸣不平，并鼓励妇女离开丈夫和孩子，去求得自我实现，而不必因此产生负罪感。
《女性迷思》虽然首版只印区区3000册，却迅速以精装本60万，加上平装本200万的天文销量，成为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圣经。
走上街头，似乎是60年代一切思想运动的必由之路，弗里丹亦然。1966年，她领导成立了“全国妇女组织”（NOW），上街抗议，大幅标语赫然手书“妇女们，联合起来！”力促让女性“立刻加入到主流中去”，同时要求国会立法，结束一切歧视女性的做法，争取男女平等就业、同工同酬、自由堕胎和女性参政权。
NOW最具声势的亮相，是1970年8月26日在纽约举行的“求平等妇女大罢工”，口号是“不做晚饭――今天让家鼠挨饿！”此外，弗里丹还在1973年帮助成立了短命的“第一妇女银行和信托公司”，以求女性经济独立。
60年代超然于世界之外的中国女性，显然错过――也许是永远错过了弗里丹式的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她至今少有人知。她的作品即使偶有中译，也仅只停留在狭窄的理论层面上，对普通女性可谓完全没有什么影响。
从表面上看，她告别“家庭妇女”的呼吁，对自信已“撑起半边天”的中国女性，也不会有什么新鲜感。事实上，即便在美国本土，她的《女性迷思》，也被后来的女权分子视为过时之物，盖因弗里丹当年的诉求，已成今日社会的常态――革命已经结束。
但革命果真结束了吗？
（二）
弗里丹女士天生矮小，却具惊人活力，长一双水汪汪大眼睛，明亮澄澈，充满热情，至死视解放天下妇女为己任。虽然来自阵营内部的人也对她的急脾气和独断蛮横颇有微辞，但相比日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激进女权分子而言，她的女权主张简直可用“温柔”二字形容，尽管她也曾经把妇女的家务劳动，拿来与畜牲的生活相提并论。
她本名贝蒂・娜奥米・戈德斯坦（Betty Naomi Goldstein），1921年2月4日生于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母亲曾是当地报纸女性版的主编，精于当时社会允许女性所为的一切才艺：高尔夫、网球、桥牌、麻将和购物，她在家里受治于丈夫――弗里丹称母亲的挫折感是一种“无力的愤怒”。日后有人问起她为何投身妇女运动，弗里丹答曰，自己不记得早年有什么性别歧视的事例，但非常了解母亲如何虚掷了自己的才华。
她求学于伯克利加州大学，并为左翼和工会报刊工作，1947年嫁与戏剧导演卡尔・弗里丹，1952年怀第二胎时被报社解雇。1957年，她参加校友聚会，期间向女同学散发了一份问卷，答案与她自己所感一致：她们生命中缺失了某些东西。于是在此基础上，又加上后来的调查，里程碑式的《女性迷思》一书终于面世。书中所写到的“无名的难题”，和西蒙娜・德・波伏瓦1949年的“第二性”一样，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标志性名词。
2000年，西蒙和舒斯特公司出版了她的回忆录《此前一生》（Life So Far），她在书中自曝丈夫曾对她进行殴打，令她眼圈乌青，上电视时不得不以浓妆掩饰。但去年12月去世的前夫对这项指控矢口否认，称弗里丹女士信口开河。“我是被一个野蛮瞄准着全体男性的狂暴司机撞倒的无辜路人。”他说。
贝蒂・弗里丹育有子女三人，1969年与卡尔・弗里丹离婚。
（三）
《女性迷思》之后，自60年代末期开始，贯穿整个7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经历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其影响渗透到政治、社会、文化和艺术各个领域，运动自身也是阵营林立，分化出所谓自由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等等，令人眼花缭乱。
1998年6月，《时代》周刊发表封面报道，题“女权主义死了吗？”而2005年11月，另一位极富盛名的女权主义斗士菲丽斯・切斯勒（Phyllis Chesler），干脆出书《女权主义的死亡：妇女解放斗争向何处去》（The Death of Feminism: What's Next in the Struggle for Women's Freedom），直接宣称这一运动已死。她说，女权主义走进了死胡同，其中已无反对党派路线的自由思想家的容身之地，要想成为女权主义者，便必须反资本主义，反战，视宗教为父权制的化身。总之，女权主义运动已变得专制而令人压抑。
在这种情势下，名为“选择女权主义”（Choice Feminism）的主张开始出现，声称返回家庭、相夫教子，也是女权主义者的选择之一。对此，女权主义学者琳达・赫什曼（Linda Hirshman）去年12月20日，在《美国?望》（The American Prospect）杂志刊发题为《返航回家》（Homeward Bound）的文章，称，此种论调真是对贝蒂・弗里丹当年激进呼吁的绝佳讽刺。她引用了马克・吐温的话嘲笑“选择女权主义”：“一个选择不去阅读的人，就和一个不会阅读的人一样无知。”
在这连串论战的硝烟中，贝蒂・弗里丹生前被迫一而再、再而三地解释自己的立场。“有些人认为我说的是：‘全世界的妇女们，联合起来――你们所失去的，只有你们的男人，’”1963年，她对《生活》杂志说，“这不对，（我说的只是，）你们所失去的，只有你们的吸尘器。”
文中部分资料转引自美联社、《美国?望》杂志、《纽约时报》及《The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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