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12月11日凌晨开始，西南某报的一篇报道《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在不到一天中被国内上百个大媒体连番转载，引发了一场席卷中国媒体的“垃圾”龙卷风。在气象学上，有一种“蝴蝶效应说”，即指一只巴西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两周后，可能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龙
这场关于所谓“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新闻超级龙卷风，在一日之间，让中国的普罗大众知晓了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炮轰中国文学、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我在过去的一周内，通过网络追踪考察了读者的反应，我发现，无论是表示支持顾彬、还是反对顾彬，几乎所有读者都确信顾彬是这个“垃圾说”的始作俑者，没有人质疑这个报道的真实性。然而，事实的真相却是，重庆某报的这篇报道并没有准确转述“德国之声”的报道《德国汉学家另一只眼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顾彬的观点和话语，它将顾彬指摘近年三位流行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无限放大为“顾彬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并且加上了“炮轰中国文学”的导语。
但是，在事件开始的两天，没有人顾及到事件的真相。《德国汉学家另一只眼看中国现、当代文学》一文，在大陆使用“Google”可以很简便地搜索到，转载“垃圾说”的主流媒体和在媒体上发表回应意见的读者都没有意识到搜索这个原报道的必要。也许，普通读者对媒体的追随和轻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令我深感遗憾的是，对这个事件公开发表意见的学者，同样表现了对媒体的追随和轻信。以他们的学识和敏锐，当不至于如此轻信媒体舆论，而事实如此，确是令我遗憾而且惶惑。
顾彬是一位有30多年汉学研究史的国际著名的汉学家，他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中国文学。关于中国当代文学，顾彬在其著作《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有数个专章论述，并且先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2004）和中国人民大学（2006）做了《21世纪中国文学状况》的讲座，集中阐述了他对20世纪后期以来中国文学的观点。如果我们要就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与顾彬对话，应当首先阅读和分析他的上述文献，才能做到有的放矢。现在的情况却是，我看到的学者们针对顾彬的发言，不仅不阅读顾彬的著作，甚至不阅读直接采访顾彬的“德国之声”记者的报道。这个现象让我深切地感受到，大众传播媒介的全面扩张，不仅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对信息的接受方式（渠道），而且也在改变我们学术活动的方式（渠道）。按学术规范来讲，对学术观点的回应，应当以学者的文本为根据，然而，在大众媒体的扩张环境中，我们的回应却直接凭据媒体的报道而缺少必要的质疑意识。
这个“垃圾”事件，在一周的狂飙运动之后，已接近于尘埃落定了。如果我们要对之做一个检讨问责，谁当受责呢？是那位“别出心裁”地炮制了这个“垃圾”报道的年轻记者吗？我想一般读者从这场“大众传播的垃圾效应”的热闹中抽身出来，都会回头向这位聪明而又可怜的记者投射愤怒的“石头”。然而，我们就此又必然面对耶稣的“惩罚妓女悖论”：谁是清洁的，谁就可以向这个不洁的女人投出他手中的石头。这个“垃圾”报道之所以在一天之间引发超级龙卷风，并不是因为它比亚马逊河流域的蝴蝶有更强劲的翅膀，而是因为我们身边的文化气候以几何级数的倍数给予了它强烈的回应。本月14日，在事发之后的第三天，大陆网上已经可见到“德国之声”的新报道《顾彬：重庆报纸歪曲了我的话》，在报道中发表了顾彬致报社的电子邮件，他明确表示：“那家重庆报纸显然歪曲了我的话。我肯定说过，棉棉等人的作品是垃圾（‘垃圾’二字是用中文写的），但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我没有这样说。”但是，我没有看到曾经对顾彬发表声援或声讨的读者回应这个报道，更值得注意的是，曾经基于那个“垃圾”报道的内容发言的几位知名学者，也没有再表达反思自我意见的言论。
我认为，大众媒介的扩张，对于我们的文化生活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赋予社会公民在信息表达和信息接受中的双向平等和自由；另一方面，它又使表达和接受缺少共同语境，而使个人表达被置于难以避免的危险中。大众媒介的扩张，对个人表达的负面意义就是取消表达的原始语境，而将个人表达置于没有语境，或语境误置的运动中。在这个运动中，对表达的断章取义和歪曲，不仅是难以避免的，而且是合法的。个人表达被选择进入大众传播运动体系，它的运动就不再是“原文转载”的线性发展，而是进入了“摘要”、“编辑”、“评述”的混沌运动。
在大众传播信息的混沌运动中，一切个人表达都是不安全的。我认为，个人表达的安全，包含三个基本要素：个人表达意图的安全，个人表达文本的完全，个人表达观念的安全。因为大众传播预先取消了个人表达的原始语境，个人表达的安全就不是如言论自由一样被预先设定的，相反，是要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在表达与接受的交流活动中去建设和维护的。从这次“垃圾”事件中，我们应当吸取的根本教训是，要对大众传播运动中个人表达的不安全性有清醒的自觉，对大众传播的信息要有质疑精神，如此，“大众传播中的垃圾效应”就难以获得它的生存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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