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月28日在网上发表拒招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帖子，浙江大学历史系主任包伟民教授几乎就没有安静过，记者的围追堵截，大小报纸铺天盖地的报道，师友、同事、考生的询问，沸沸扬扬了个把月，闹出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大风波。当研究生招生事宜尘埃落定，他才从媒体的视线中淡出，复归平静。
对包伟民来说，选择了
包伟民，浙江大学历史系主任，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所长，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他是1988年毕业于北大的博士，师从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一个成果丰硕的专家。
7月5日，记者在包伟民教授办公室采访了他。
拒招风波
今年2月，浙江大学推出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要求导师招收研究生时提供助研经费。方案推出，一片哗然。包伟民2月28日在网上发表声明，认为在这一改革方案下，他无法招生，于是宣布今年拒绝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新法之下，难与二三才俊灯下读史，以共教学相长之乐”云云。
包伟民的网上宣言马上在浙大乃至全国人文学科领域激起巨大反响。
其实，包伟民早就萌生停招研究生的念头。他自1993年开始招硕士生，1999年招博士生。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一个难题困扰着他：他的多位优秀博士生无法毕业，原因在于他的博士生没能完成学校关于博士生必须在一级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考核任务，因此拿不到学位证书。
包伟民说，国内高校将博士发表论文的期刊框定在“核心期刊”上，而浙大则进而要求必须发表在一级期刊上。而一级刊物只是核心期刊中的极少部分，能纳入一级期刊与史学有关的全国性刊物在我国只有五六种，如《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世界史研究》等。中国史学界数万的教授和博士，就这几家刊物，怎么可能满足要求？于是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发表论文，什么手段都用，于是就有了各种交易，结果是不正之风盛行。《浙江大学学报》属一级刊物，但人文类投稿的选用率不足5%，大部分为教师所占，轮到博士，1%都不到。发表不了论文，就无法拿到学位证书。包伟民就有两位博士因为发表论文没完成任务而无法毕业。
“今年，我又有一个博士后无法正常出站。”包伟民无奈地说，“她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非常优秀，已有一部专著正在出版，刚完成了另一部专著，也发表了论文，又到美国访学半年，但她因为论文不够，不能正常出站，只能延期。”
正是基于这样的现状，浙大改革方案的出台促使包伟民下决心停招研究生。
“这件事会引发这么大的风波，这是我绝对没想到的。”包伟民说。
“停招风波”其实只是我国史学陷入困境的一个缩影。正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浙江大学教授陈桥驿说的：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史学一直是显学。可是，昔日的显学今天却无可避免地衰微了。
史学的困境
浙江大学历史系的前身是四校合并前的杭州大学历史系。杭大历史系曾经辉煌过，在全国同类高校中很有地位。前不久，一位杭大历史系七七届毕业生在与中文系毕业生争论时不无自豪地说：“论当官，七七届历史系学生已官至省部级；当作家的，已是省作协副主席；经商的更是有南都、绿城等名冠江浙的巨富，中文系比得上吗？”
然而辉煌的过去却无法遮掩衰落的今天。史学的今天确乎已陷入困境。
“70年代末是文史热，许多优秀的人才都力争学文史。”包伟民说，“可是这股热潮维持了十来年就退潮了。接着，史学便陷入困境。”
包伟民认为，史学困境的一大原因是大学扩招。大学扩招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各高校都扩大招生数量，大量的史学科毕业生走向社会，这给就业造成巨大的压力。以前历史系毕业生的就业去向至少是中学历史教师，扩招后社会上不可能提供那么多符合专业的岗位，史学便逐渐由热变冷。
另一个问题是，高校的核心考核指标是就业率，而就业率的实质是职业培训，史学更多的是注重素质训练而非职业培训，社会上希望录用的人一去就能干，这样可以省掉岗前培训的费用。而国际大公司在录用人才时看的是人才的潜质，只要潜质好就要。而我国用人强调专业对口，史学的“口”又太少。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也导致史学人才就业难。
因为就业难，只好少招学生。包伟民说，现在的历史系，老师只有杭大时的103,学生只有原来的104。史学一直只有两个专业：历史学和文博，历史学原来每年招60个学生，文博是30个，这几年是两个专业的学生合并起来招30人。就是这30个学生，中途有一半转到其他系科。因此，每年真正毕业的历史系学生只有十多个。
“学校规定，本科学生少于8人必须停止招生，历史学已面临被取消的危险。”谈及此，包伟民充满忧虑。
包伟民认为，现行的高校管理体制也是导致史学陷入困境的原因。管理的数据化以及工程主导型管理模式是史学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高校的科研模式是课题推动型，在这一模式下，争取课题成为高校教师的第一要务，没有课题就没有经费，于是课题成为关乎教师命运的大问题。可是这一工程学科的普遍做法很不适合史学。史学的研究方式是个体性强，完全凭个人兴趣进行研究，多数并不需课题，依靠的是图书馆和资料室。但图书资料建设需要校方整体性投入，无法靠教师个人课题来建设。以资料室为例，四校合并后，学校没给历史系资料室投过一分钱用于购买资料；原来资料室管理员有7个人，现在只有两个人。
博士生评判机制缺失
特别使包伟民不满的是关于博士生发表论文的规定。
“博士生必须发表论文才能毕业的规定，其实质是大学排名。”他说。“发表论文数和论文被引用数是衡量一个大学排名的重要依据，因此，学校对博士生发表论文的重视，实质上是对学校排名的重视。”
那么用什么标准和由谁来评判博士是否合格？包伟民说，史学衡量的标准国内是发表的论文，国外是专著；有权评判博士生是否合格的人，国外是教授，国内是行政官员。
包伟民例举的事实佐证了他的观点。
2005年10月的一天，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的一个会议室，三四十位评委在此聚会，他们将对全校近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进行最后的评定，以确定推荐上报评审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名额。
包伟民走进会议室，走上讲台，他将就自己一个博士生的论文做说明。
“请问在座的评委中有没有史学专业的？”面对台下的评委，包伟民先发制人。
没有！会议主持人答。
实际上，据包伟民了解，在全部评委中，人文社科专业的评委也仅两人，评委几乎都是理工科背景。
“所有的评委都不是这个专业的，请问你们依据什么对论文质量做出评判？”包伟民又问。
“现在还没有更好的形式取代这一评判办法。”主持人既感到尴尬，也感到了不悦。
责问，没有任何效果。
在包伟民对学生论文作出介绍和肯定性评价后，评委开始提问。
“作者在哪一级杂志上发表过论文？”有评委问。
包伟民答：“没有。”
连论文都没发表过，作者能有多高的水平？
这就够了。“没有”的结果是，这位博士的论文在推荐名单上“没有”了。
“如果仅看这个博士生在哪一级杂志发表过论文就能判断他的毕业论文是否优秀，要那么多的评委干什么，让计算机来决定不就行了！”包伟民在叙述此事时，脸上流露出深深的无奈。
“每年须在一级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这是全世界对博士生要求最苛严的规定！”包伟民说。
寂寞的史学和热闹的历史题材
与作为学术的史学的寂寞相比，在现实生活中，在出版物中，在电视、电影屏幕上，历史题材的内容和故事片却热闹非凡。以电视电影为例，从长达80集的连续剧，到仅1个多钟头的故事片，历史题材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离开的精神消费品。没有历史题材，易中天、纪连海等人成不了名角，成不了富翁。而如果电影电视上没有历史剧，人们的业余生活会乏味和无聊得多。
人们需要历史喜欢历史热爱历史，但又厌倦史学，极端的热闹和极度的寂寞，这是怎样的矛盾啊！
在寂寞的这一面还有清贫。
包伟民说，就工资而言，历史学教授与工科教授在学校工资单上的收入差距大约是1：4到1：5左右。更不要说他们大量的课题经费提成，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收入的都不乏其人。相比而言，历史学太清贫了。某学院仅20多名教师，可是年创收却达到3000多万，于是学院给教师发讲课费，一个教师的讲课费就超过历史学教师的工资。
“我们并不计较收入，说实话，我们现在的收入基本也能维持一般的生活，研究经费也比以前有了提高。”包伟民说，“但是，关键是这样的制度使历史系教师感到沉重的压力，深感无奈。学校应该调配资源，老是锦上添花，却忘了雪中送炭。”
包伟民认为，史学衰微，一大原因是不能盈利。但一个泱泱大国，总得有人去研究不赢利的史学。国家作为一个社会的组织者，有责任来合理调配各方面的资源，给史学以生存的空间。
史学遭遇困境，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历史系学生一旦离开本专业，马上会表现出惊人的成功。杭州的绿城、南都等几个最大的房地产商，竟然都是杭大历史系毕业的。
也曾有同学来找包伟民，让他弃学从商，包伟民没同意。虽然清贫，比起以前来，日子总还过得去，至少这日子还能维持一个教授起码的尊严。史学毕竟是自己的所爱，能从事自己所爱的专业，清贫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是，即便是甘于寂寞和清贫也不容易。今年的研究生招生导师须支付助研经费问题就搅得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最后只好不招。现在他还带着原来招来的3个博士和2个硕士。但明年呢？后年呢？
“如果政策不变，我绝对不会招生。”他说。如果不再招生，包教授便真的再也不能“与二三才俊灯下读史，以共教学相长之乐”了。一个失去了学生的导师，又如何进行传道授业解惑呢？又将会体味到怎样的心情呢？
本来寂寞的工作不招研究生后更寂寞了。在寂寞的心境中，他更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呢？史学还有走出困境的一天吗？
研究历史不如创造历史
夏日友朋聚会时记者意外邂逅原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生许琳菲，《都市丽人》杂志社社长。这位时尚女性杂志的掌门人，昔日竟是史学界的翘楚。
许琳菲，1985年杭州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旋即赴德国攻读博士。
行前，她见到首师大校长、著名历史学家齐世荣。齐校长对这位才情毕露的女秀才非常激赏，期望甚殷：“中国史学界像你这样高学历的女性极少，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成为中国的女史学家――中国史学界缺乏女史学家啊！”
寥寥数语，如佳酿入肚，年轻的许琳菲顿时热血沸腾起来。她暗暗下决心：不负前辈期望，做个现代的班昭！
寂寞书斋，寂寞史学，现代班昭却乐在其中。到德国后，许琳菲一直非常发奋。她住在狭窄的小房子里，每天苦读不辍。为了尽快攻下语言关，她自我加压，接下翻译《30年代中德外交资料汇编》一书的任务，每天课余翻译16页。
那是怎样的岁月啊，她每天沉埋在书本中，面包白水，边读书边翻译，生活艰窘寂寞。
史学在发达的德国同样不再是显学，这从留德博士的待遇便可看出。工科博士每月奖学金3000马克，而史学博士却只有1500马克。
史学毕业生在德国就业也很困难。许琳菲的一位洋师兄博士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只好去开出租车。德国的汽车最高级，也不需要博士当司机啊！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地展示出它的另一面。
生活的教科书比高校的教科书要实际得多，也严酷得多。导师也无奈地告诫她，如果有合适的职业，哪怕放弃博士学位也应该去干。
“哪怕”的机会就这样不期而至：当她开始准备博士论文时，欧洲的大出版集团鲍尔集团找她来了，鲍尔要在中国办一份刊物，希望她来领衔。
一边是理想的工作，丰厚的报酬，一边是让她激情燃烧的女史学家的目标。她该做何种选择？
“去吧，学位论文可以推迟，你随时可以来完成，就业要紧！”导师劝她。
导师不想让自己喜欢的学生开出租车，许琳菲也绝对没有开出租车的念头，于是，现代班昭选择了放弃――放弃心中那个曾经燃烧得她激情澎湃的女史学家的梦。
研究历史，不如创造历史！她作出了决定。
若干年过去，女史学家创造的“历史”可谓辉煌，她成了名期刊社长。这位在大都会创业的都市丽人创办了中国内地第一份外资刊物――《都市丽人》，杂志发行量已飙升到近100万份，风靡内地，为少女们争相传阅。
虽然她和她的期刊都非常出名，出名的背后是她的巨大的成功，但谈起当年的女史学家之梦，她依然充满了憧憬和怀念。她的依然美丽而更多透露出成熟的脸上，流露出来的是一种深深的遗憾。
这种遗憾显然是史学的困境造成的。这种遗憾也许会伴随她一生，成为她人生经历中一份永远无法填补的空缺。
“史学知识在我的工作中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坐在西湖边的一家宾馆里，许琳菲向记者讲述着。“无论什么问题出现，我脑子里便会马上跳出一叠影子，那是一个个历史事件，或者是历史上似曾相识的例子。公司管理上的那点矛盾，与见得太多的历史上的勾心斗角，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选择史学就等于选择寂寞，就等于选择清贫，知道寂寞和清贫还要选择，留下的就只有兴趣了。为了兴趣，那就清贫吧，寂寞吧，谁叫你有兴趣呢？清贫和寂寞是兴趣的代价，而兴趣在今天的社会属于奢侈品！
“顺应历史潮流”，“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在史学遭遇困境的今天，我们仍经常能听到这些说法。那么史学的困境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结果？史学的衰微也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史学一直是显学，如今，显学衰微，这是历史的进步抑或是历史的退步？这是史学的必然归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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