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近代期刊汇刊》自1991年出版至今，已经16年了，如今中华书局再版影行，并以新出《清议报》见赠，回顾往事，感慨良多。顾问三人，顾廷龙、方行相继谢世，我也年过八旬，垂垂老矣，因草此文，以供参考。
顾廷龙先生自1932年燕京大学
方行同志早在解放前编辑《谭嗣同全集》时，就从合众图书馆所藏《时务报》、《农学报》和《湘学报》中录取谭氏遗文。此后，又陆续从《湘报》、《亚东时报》录取佚文补入，《谭嗣同全集》增订本还专门编有“报章文辑”。
顾、方二老和我时相过从，近代期刊的搜集、辑印，也成为我们经常谈到的课题。
二
中华书局是国内著名的古籍整理出版机构，早在上世纪60年代，该局张静庐先生就写信给我，询问上海收藏《苏报》的情况，是否可以影行。这是他看到我在1963年《文汇报》上发表《苏报案的历史意义》后特地问我的，经查询，藏数不多，事随中辍。
1985年，我从美国讲学归来，把在日本购得的台版《苏报》两种，还有《国民日日报》的影行本带给顾、方二老看。台版《苏报》有两种：其一是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5月影行的光绪二十九年二、三、四等三个月的《苏报》；另一种是台版《中华民国史料汇编》之一，1968年9月根据陈铁笙收藏影行，收录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日（1903年5月6日）至同年闰五月十三日（7月7日），由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国民日日报》收录光绪二十九年六、八等两月份报纸，也是学生书局影行。顾老对我说：“我已年迈，方行又忙，近代期刊的影行，多亏您了。”我的工作单位，和徐家汇藏书楼只有一墙之隔，经顾老叮嘱，给我查阅报刊带来方便。次年，我到北京开会，和中华书局总编李侃同志同在一组，向他提出此事，他同意了。从而搜编工作正式启动。但面临的问题还是不少。
首先，是《近代期刊汇刊》的起迄问题。
从当时看到的资料来说，1857年国内就有期刊出版，但大都是外国人主持，如《六合丛谈》（Shanghai Seriel），1857年1月在上海出版，由英国人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主编，次年迁至日本。《中西闻见录》，1872年8月在北京创刊，主持人是美国人丁韪良（William Martin）、英国人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人。《万国公报》，1879年9月在上海发行，周刊，创刊和主编是美国人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历时甚久。中国人自己办的期刊，是在甲午战后才“风行海内外”的。戊戌时期的报刊，开中国“民报勃兴”的先河，林林总总，蔚为大观。这些报刊，不仅种类众多，而且内容新颖；不仅有综合性，也有专业性的。它促使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并且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出版起了深远影响。从而决定选编1895年以后的主要报刊，从康有为、梁启超主持的《强学报》、《时务报》开始，旁及其他。
当然，维新派创办的报刊，早于《强学报》的，还有《中外纪闻》和北京《万国公报》，分藏北京、上海。北京《万国公报》，梁启超、麦孟华等编，有《地球万国论》、《通商情况考》、《铁路便行旅说》等，宣传“富国”、“养民”、“教民”之法，对开矿、铁路、制机器、造轮船、筑铁路之法也曾涉及，所论基本上发挥康有为《上清帝书》中变法主张，但数量不多，又未搜集齐全，只能俟后再补。
至于结束，暂定编至1918年。因1918年至1948年的索引卡片“文革”中被毁，已难再补。因此，《中国近代期刊汇刊》，起自1895年，至1918年止。
其次，是资料的搜集。
要影行，就要逐页检查有无缺页。有的报刊，如《时务报》、《清议报》，将广告、宣言、告白有时另页插入报中，有的散失，有的幸存，好在这两种报刊，存有多种，于是逐页对照，将它补入。遇有正文漏损，也予补足。就这次重印的《清议报》言，上海图书馆所藏，缺第6、第49、第78期，有的整页全缺，有的只存残卷，我们设法到上海主要高校研究单位查补，还是缺了一期。当时知道上海某单位有该期，经联系，又以“索价过高，不能承受”。怎么办？这时，我正好到北京开会，向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文海求助，他找到了，分文不要，终成全帙。在编辑过程中，中华书局陈铮、吴杰同志费了不少心血，吴杰同志还亲自来沪查询，篇目索引也是中华书局编的。
最后，任何“汇刊”，总要有它自己的特色，《期刊汇刊》除所收报刊求精求全外，还需有鲜为人知的“压卷”之作，我们以《强学报》开始，不但因为它是强学会的机关报，有章程、名录，为研究戊戌变法不可或缺的资料外，还因为它来之不易，可能是孤本。
说到这里，又要提到顾廷龙先生的不朽之功了。还在他主持上海合众图书馆时，就注意近代报刊的收藏。有一次，陈叔通先生捐赠古籍，用一张报纸包装，一看，这张报纸竟是1895年的《强学报》第一号，署“孔子率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旁注“上海强学书局现在跑马场西南首王家沙第一号”。顾老把它插成八页，装订成册，成为我国绝无仅有的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在上海办的第一张报纸。顾老把这一发现告诉了顾颉刚先生，颉刚先生说，他藏有《强学报》第二号，以之相赠。后来顾老将这两期《强学报》印出几份，赠我一份，至今我还保存着顾老送我的信封和两册《强学报》影印件。
三
《汇刊》第一辑除《强学报》、《时务报》、《清议报》外，还有《昌言报》、《实学报》和《集成报》。
第一辑影行上述报刊，除各刊起迄完整外，还有其他因素。
《昌言报》是《时务报》改为“官报”，汪康年另办之报。1898年7月6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八日），光绪皇帝下谕：“将《时务报》改为官报。”当《时务报》销行日广后，原经理汪康年和总编梁启超之间矛盾日深，改为“官报”的上谕一发布，就有人向汪建议，“让《时务报》空名于康”，设想改办《昌言报》，由张之洞的幕僚梁升芬为总理，“出面抵康”，说是“馆中经费系由绅商乐捐，毫无官款，不能入公家”。
《昌言报》于1898年8月17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创刊，封面、版式和《时务报》后期一样，表示“仍与从前《时务报》蝉联一线”（《昌言报跋》，《昌言报》第一册）。同年11月19日（十月初八日）停刊，共出十期。
《丛刊》把《昌言报》全部收入，可以考见它与《时务报》的关系和汪、梁之争，也可以考查它与《时务报》是否“蝉联一线”，这对读者是能提供方便的。
《实学报》的收入，是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当维新运动掀起、报刊盛行之时，鱼龙混杂，甚至有以“维新”为名，实际“守旧”的。《实学报》就是如此。
《实学报》于1897年8月28日（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初一日）在上海创刊，旬刊。王仁俊任总编，章太炎任总撰述。王仁俊在《实学报启》中说：“本报之设，以讲求学问，考核名实为主义，博采通议，广译各报，内以承三圣之绪，外以周知四海之为，故名《实学报》。”（见《时务报》第三十六册，续载《实学报》第一册）
《实学报》虽标榜“实学”，但有很多反对新政的文篇，如王仁俊所写《实学评议》，内有《民主驳议》、《改制辟谬》，根据封建三纲，反对民主，反对康、梁变法主张。
或者以为，《实学报》初创，章太炎任总撰述，章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开始参加政治活动，并“寄会费银十六园”加入强学会。尽管他对康有为的“倡言孔教”不满，但对康有为的维新变法却是赞同。曾在《时务报》和梁启超共事，发表过《论亚洲宜自为唇齿》、《论学会有益于黄人急宜保护》。在《经世报》也发表《变法箴言》。章氏文字古奥，又是俞樾的高第，实学深厚，从而请他主持笔政。但《实学报》的主持人对他的变法言论却不赞同。只要看，他在《实学报》发表的文章，除后来辑入《?书》的《儒道》、《儒兵》（二期）、《儒法》、《儒墨》（三期）、《儒侠》（四期）外，政论只有《后圣》、《异术》和《重设海军论》（第三、四期）。《后圣》谈荀子，《异术》偶言“上”能“酌民言而酌其意”，与时政有直接关系的是《重设海军论》，言“台湾攘于倭”，文字也不“近俗”。即便如此，《实学报》主持人仍不满意，章太炎也很不得志，不久辞去，《实学报》第五期后，就再也不见章文。
但是，《实学报》以“实学”为名，却反对“民主”、“改制”。虽说介绍新知识，却又文字古雅。当时就有人认为它“有显与《时务报》为敌之意”，“使为守旧之徒，犹可说也，而伪在此知新之辈”。（张元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致梁启超书》）《汇刊》第一辑将《实学报》辑入，也可使读者看到维新变法时期的社会动态和报刊的林林总总。
《集成报》刊于1897年5月6日（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五日），在上海出版，旬刊。有谕旨、章奏、论说、时事、新闻、各国杂电等栏，分类辑录。采用报刊极多，包括日报、期刊等。还有“译论节要”。今将上海图书馆所藏第一至三十四册辑入。至于1901年4月在上海出版的《集成报》则未辑入。中华书局还根据《集成报》原有栏目，编成《〈集成报〉篇目分类索引》，附于书后，以便检索。
四
《汇刊》第一辑排印出版时，《中外纪闻》、《经世报》、《亚东时报》、《求是报》、《知新报》、《译书公会报》、《萃报》、《蒙学报》除个别卷叶尚有缺漏，或显微胶卷不清楚外，已大体编成。
这些报刊，连同戊戌时期的其他报刊，我另写有《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一书，1993年12月由台湾商务印书馆精装出版。
今顾、方二老已先后谢世，我也年迈，因草此篇，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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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报(上下) 中国近代期刊汇刊 |
民报(共6册) 中国近代期刊汇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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