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等奖“照例”空缺

去年底，第十二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颁布，特等奖照例空缺，一等奖授予《扬雄方言校释汇证》(以下简称《汇证》)一书的作者华学诚，可谓实至名归。北京大学的邵永海教授从第十届开始担任“王力奖”的秘书工作，他说：“这样的结果，说明语言学界的尊严仍在，说明王力奖没有跌份。”

邵永海说这番话是有深

和经济学的“孙冶方奖”、民俗学的“钟敬文奖”一样，“王力奖”是中国语言学界的权威奖项，由一代语言学宗师王力先生生前捐出《王力文集》二十卷的全部稿酬设立，授予对汉语或中国境内其他语言的现状或历史的研究有贡献的中国学者。根据王力语言学奖奖金章程，最高奖为一等奖，第七届起将最高奖改为特等奖。从1986年开始，每两年评选一次。

王力奖的“不跌份”、“架子大”突出表现在奖项的“吝啬”，前六届只评选出一名二等奖，一等奖始终空缺；后面六届特等奖也一直空缺，只有一等奖5名，二等奖20名。其中第二届评奖，干脆只有向熹的《诗经词典》一部著作入围三等奖。其实历届参评的作品并不少，但评选工作本着高水平、高质量的原则，在历届评奖中坚持宁缺勿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学术奖和权术奖有何不同？

学术评奖本是学术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的价值评判，健康的学术奖项对于学界展示优秀成果、奖掖学人、引领后学，具有很大的激励作用。但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对各类学术腐败的揭露，对于各类学术评价活动的批判也越来越尖锐。这并非吹毛求疵，学界的有些领域受到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确实形成了不同规模和级别的评奖专业机构、专业户、“利益集团”、甚至学术奖产业，引起了有识之士的诸多批评。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教授吴仰湘说，现在的有些“学术评奖”已经沦为“权术评奖”，因为奖意味着名利双收，围绕着学术评奖，公关宣传拉关系，各种行政干预和暗箱操作层出不穷，对学术和学术奖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所幸还有一批像王力奖这样“寂寞但尊严”的奖项在，保持着学术最后的良心。邵永海则介绍说，无论现在的学术评奖是否过滥或有非学术化的趋势，反正王力奖是格外“端足了架子”。

事实上，像王力奖那样能保持学术尊严的奖，和某些权术化的奖，在形式上几乎分辨不出区别。王力奖是专项奖，评委和参评的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人，同行评议的“有目共睹”，似乎能杜绝过滥的评奖中出现的“外行评定内行”的情况，但专项奖更可能出现党同伐异、瓜分山头，走关系也更方便容易。

王力奖的评选从程序上说，与其他学术奖项的做法也大同小异：参评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必须是在评奖年之前五年内发表的（不含评奖年）。全部受理著作送交评选委员会的专家进行审读，写出详细的评审意见。有些参评著作需要特邀相关方面的专家参与评审。然后召开王力语言学奖金评选委员会会议，评委们参照专家推荐书，对每一位申报人的材料进行深入评议，作出评判。

对于一个善于公关的人来说，这里面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操作”：托请、上门，“进贡”的名义简直俯拾皆是，而且个个假学术之名，冠冕堂皇：学术讲座的报酬、兼职讲座教授、奖金的回扣……评委会只接受专家的推荐，不受理著作者个人的申请，也许算王力奖为保证入场水准设置的一个高门槛，但这样的措施“权术奖”同样可以设置，如果一个奖项都能操作下来，一个推荐参评的资格岂在话下。

王力奖和权术奖的不同，或许只是在“落实”二字。比如，评审委员号称“专家”，请的就真的都是专家，王力奖的评审委员都是当今中国第一流的语言学家：郭锡良、曹先擢、何九盈、江蓝生、蒋绍愚、林焘、陆俭明、裘锡圭、沈家煊、唐作藩、王均、许嘉璐等教授。说要评选委员会审读参选作品，就真的留出足够的时间供审读。而有些形式化的奖，会在评奖前几天、甚至头一天，才把一大堆参评图书送到评委面前。

但仅仅说制度层面的落实，显然是不够的。权术奖同样可以规定落实，评委必须提前多长时间拿到书。反正可以规定参评图书必须提前多久送达，但评委看不看它们，却不是能规定的。越是操作圆融的“好”的权术奖，越是表面光滑、“规范”“严谨”，没有硬伤，当年“长江读书奖”之所以引发诸多质疑和批评，就因为评奖过程中，裁判员和运动员一身而兼二任，属赤裸裸地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如今稍微高明一点的权术奖都知道避嫌，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没有哪个奖项不说自己是评委给出的客观公正的推荐和评审，但是否真的如此？这里面除了评选专家的自我节制和学术良心外，几乎没有任何切实而具操作性的制约机制。专家可以因为对作品的欣赏而推荐或评奖，也可以因为钱、关系等别的任何原因做同样的事。专家是否考虑因此对其学术信誉和鉴赏力产生的影响，也都是他自己的事情。

评审委员会的内部讨论意见应该保密，这是包括诺贝尔奖、奥斯卡奖在内的任何奖项都遵从的规定，属“国际惯例”，本意在于保证评委的公正无私，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等于就是保障暗箱操作。无记名投票制，本意是保证投票公正，没有后顾之忧，却也可以保护那些弄虚作假、以票谋私的人，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这就像国际通行的研究生教育实行导师制，通过申请而不是全国统一考试，是为了保证学术传承和学者的选择权，但运用不当，根本就成了公然保障近亲繁殖和以权谋私的坏制度。

也就是说，在学术评奖过程中，程序和制度固然很重要，但是制度上的制约毕竟是有限的。制度是人制定的，永远都是双刃剑，永远有缺陷和漏洞。所有能让评奖制度形同虚置的都是人，同样，真正能让评奖严格务实的也是人。

所以吴仰湘说：“学术不会堕落，学术人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