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敦基，浙江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主要著作：《风起云扬――汉书随笔》、《金庸小说论》、《孤独的慰藉――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回眸》（合著）、《自由报人
――曹聚仁传》（合著）、《人龙文虎――陈亮传》等。
读书报：有人说，书评事业跟不上今天出版业的发展，您同意这个说法吗？在学术文化事业和出版业大发展的今天，是否应大力加强书评工作？
卢敦基：这不好说。客观上，书评对引导阅读当然有积极意义，学术书评对学术发展很有意义，都应该鼓励。但是另一方面，我不赞成把书评过度理想化，对其提出过高的要求。简单地说，它也不过是一个交流渠道。如果你非要说书评一定或者必须要起到多大多大的作用，我觉得没意义。
我就一直和我的学生讲，轻易不要去写文学批评。批评文章写得再好，也是二手文献，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就好比你针对一本独立著作，再怎样表达你的观点，反驳对方的论点，你的意见还是站在对方发现的基础上的。何况这类文章不容易写得好。
读书报：您这样的说法，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写作书评本身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卢敦基：我再举个例子吧。几个月前有件事情闹得很大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季广茂教授的“粗口事件”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去年11月，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钟华写文章批评季广茂《嬗变》一书文题不符、信口开河以及屡屡出现常识性错误等等，这文章也能看做书评吧。之后季广茂前后发表了8篇文章回击钟华，言辞激烈。由此引发了一场口水战。
双方的文章我都看过了，事实上我觉得季广茂的书还是有自己的想法的，至少从网上引用的文章段落来说还过得去的；钟华之所以批评他，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俩的学风不一样。人对不喜欢的东西总是看不顺眼的，这也可以理解。不过本来学界应该有各样不同的见解，它们是可以共存的。你看不顺眼，并不代表你一定要说出来，即使不喜欢也不能太随意地下结论。反而正是因为不喜欢，下手才更要慎重。如果拿自己的长处去衡量别人的短处，那又有什么意思！
读书报：您认为书评要以表扬性的为主？
卢敦基：对，不好的书，没必要去理它。大家都不去理它，它自然就湮没在书的海洋里了，书评作者也不需要把时间浪费在它身上。我以前还在杭州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我的老师就给我们讲过这样的事情。他说那时候有个人写了一本很差的《说文解字》研究方面的书，很希望别人――尤其是专家――去批评它。结果大家谁都不理。批评一个很差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我到现在都很认同这个观点。
除非是某本书影响太大，写它有没有必要就另当别论了。比如说《货币战争》――我没看过，当然，看过了也没这个专业资格去批评，我只是举个例子――《货币战争》的影响就非常大，有很多专家就质疑它，就想正本清源，这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我自己都是看了哪本书觉得好，就写书评；哪本书觉得不好，我就当它不存在。
读书报：有人认为现在书评界很不规范，红包书评、关系书评满天飞，因此提出建立规范化的图书评论体制，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卢敦基：还是前面那句话，这太理想。我当然希望在这个领域能有规范的机制、权威的阵地、丰厚的稿酬，但是实现起来太困难。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中说：“三十年，中国没有产生伟大的企业，伟大的企业家，伟大的管理思想。”今天的社会，至少工商业的重要性是无人质疑的了，但是奋斗了三十年，还没产生伟大的企业，更何况书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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