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每谈到大学的办学理念，大家都喜欢引用原清华校长梅贻琦的所谓“大楼”、“大师”孰重孰轻的那句话。回想起来，我在厦大读书的时代，校园里没看见过几座巍峨的大楼，即便有那么一两座也是因为被建在半山腰上的缘故。至于“大师”，据说有过，例如60年代商务版《英语成语词典》的主编徐元度（即民国时期活跃于上海文坛的霞村）、著名翻译家、海明威研究专家林疑今教授。然而，这些老一辈学人在我就读的90年代大都已不在了，或者因为一刀切的退休制度而不再能上讲坛指导学生了。大楼不多，大师已远去，仅稍有些关于他们的“雅事”与“隽语”留存，但这并不意味着芙蓉湖畔外文系的那座特色并不鲜明的五层灰楼没有博学、才情之士入主。在我们的心目中，杨仁敬教授就是这样一位让人仰慕、敬重的名师。在这个后现代理论在我国学界颇有市场的时代，人们一般不再愿意或者说有胆量谈令人敬仰的权威，只怕落得个被无情“解构”的尴尬。然而，在我看来，一个系，若没有一位或若干位这样的学者、教授，这个系的“光荣与梦想”就无处找寻，学生的自尊与自信也就无处依托了。一个系不仅要“授业”，同时要继承与建设自己学术的传统；学生阅读的不只是“书本”，更包括“导师”。他们是这个传统的“真精神”所在，提供学术与精神享受的源泉、扭转教育实用主义的偏差、增强人文学科师生底气的重要力量。
当前的“文学无用论”其实早在十几年前就已普遍存在。记得当年厦大英文专业的研究生培养方向有四个，但卷子只有一种，结果是14位被录取的考生中有11位报了口笔译方向。为了平衡，必须进行调剂，结果有包括我在内的四位被调到了英美文学，有点沮丧。杨仁敬教授在课上给学生打气说：“其实，学文学挺好。比起其他方向来，我们读的书最多、知识面最广，我们的文笔也是最好的。我们读的书不仅语言好、有思想，而且内容也是最有意思的。”当时虽已有了学科的实用非实用、职业的收入高低之区别，但还未出现像今日毕业生就业难的困境，因此他的这一番高举通识教育、关注培养过程的话还颇有说服力，不久就让我们心甘情愿地沉浸在一周一本美国原版小说并写两页评论的快乐忙碌之中了。他还鼓励我们常练笔，并要我们放低心态，从小文章开始写，并投给一些非纯学术又有较高文化品位的报刊。结果是我们几位都成功地分别在《名作鉴赏》、《英语学习》、《中国日报》、《厦门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文章。这更加激发了我们读书研究的兴趣，并为日后更大篇幅文章的写作增强了自信心。其实，杨老师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实践者。他平时不仅从事于纯学术的撰述，也常常主动挤出时间写一些动态报道类、散文随笔类的通俗文章在各类报刊上发表。
杨仁敬教授自1996年开始招收美国文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以来，据说已培养出了18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在读的还有12位。“杨家军”在当今美国文学研究领域颇有些影响，在一些相关学术会议上常常会集体亮相，蔚为壮观。当然，现当代名师，需要“教学相长”（这里的“学”笔者借来特指学术著述），否则难以支撑其“风景这边独好”。仅就其迄今已出版的著作来看，在当今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界可谓少有的著作等身之人。他的著作主要分四类。一、美国文学史：《20世纪美国文学史》、《美国文学简史》（近500页，“简史”其实不简），二、美（也包括英）国文学评论文章及海明威研究专著：相关论文近200篇、《海明威在中国》、《海明威：一个自学成材的文学巨匠》，三、欧美风情散文和名家访谈录，四、美国文学译著：长篇小说四部、中篇小说二部、短篇小说数十篇，还有一些散文与普及性的读物，共300余万字。从他初步规划的15卷本文集看来，其已完稿或即将完稿但尚未出版的著作至少还有四部。
由于笔者才疏学浅，同时近些年来把主要研究兴趣转向了中英文化关系，无力对杨仁敬教授的全部著述做出评断，但这不影响我一直爱读他的作品，其中最爱读的无疑是他的力作――《海明威在中国》（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增订本，2006年）。美国思想家、散文家爱默生（R. W. Emerson,1803-1882）曾说：“诚实与勤奋，应该永远成为你的伴侣。”在我看来，这部作品恰好完美地体现了其勤奋与诚实。
首先，撰写这部著作需要收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不仅要求作者必须深入到美国的各有关图书馆、博物馆进行调查、抄录，还要搜索散落在内地、香港各大小报刊上当时的相关报道、文章，需要作者有大海捞针般的耐心与柳暗花明的信心。除此之外，还需要作者寻访到海明威夫妇旅华时期的见证人――全程担任口译的夏晋熊教授，以及一些美国的海明威研究权威，如卡洛斯・贝克教授。这些，杨老师都做到了，而且做得相当出色。由于该著的评论和分析均建立在充足的第一手材料基础上，因此非常有说服力。这就是他的勤奋。
其次，由于材料往往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也无法完全重塑历史的真实。在这一点上作者并不避讳，既不刻意拔高海明威访华的重要性，对于一些根据现有材料难下定论的存疑之处，也能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决不摆出“我绝对可靠”的权威架势，而是以商榷的口吻提出自己的质疑或见解，给读者留下进一步思考与研究的空间。在这方面有很多例子，现仅举其一。作者在第一章“危难时刻的访问：了解中国，关心中国”里专门设了一节“待商榷的意见”，提出了作者目前尚不能解决的四个问题。一、海明威在香港期间是否会见过宋庆龄，二、海明威夫妇在重庆秘密会见周恩来时谈话的内容，三、周恩来秘密会见海明威的时间和地点，四、海明威和玛莎之行的意义和影响。在这些问题上，作者总是先尽量全面地摆出不同来源的各种信息，并加以必要评析，但因作者觉得尚未发现让人信服的佐证，总是提出很多问题，并在最后说“这是很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虽然许多材料都是他第一次发现，但在行文中，他很少用“最”字，“恐怕”与“可能”倒用了不少。这就是他的诚实。
当然，该著在一些细节上并非无懈可击。例如，海明威在意大利、巴黎、西班牙、古巴之行后都写出了一部甚至若干部传世之作，但中国之行后除了几篇新闻报道与书信外，他并无留给后人什么文学作品。作者对此似乎缺乏深刻的分析。除此之外，该书的前后叙述有一些重复与个别的矛盾之处，还有少量的笔误。如该著第17页引述见证人王安娜的话说，“在那一个小时中，周恩来只说了两三句话，其他时间全是这位著名作家独自演讲”；但在107页译介的玛莎回忆录里说，“我们一直细心地听他（指周恩来）谈话，直至我们的头脑变成有点昏昏沉沉”。虽然是引他人言，但前后矛盾，作者应有所分析与判断。另外，Xanadu源出英国浪漫派诗人柯尔律治（S. T. Coleridge,1772-1834）的著名诗作《忽必烈汗》（Kublai Khan,1798）的一处地名，指这位中国元朝君主在热河上都的离宫，并非所谓源出美国的某个连环画云云。不过，这点小毛病是决不会掩盖这部全文330余页在学术上独树一帜又有相当可读性佳作的光辉的。
杨仁敬教授曾多年担任厦大及其英文系、中文系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多次为一些由于人为因素不能解决职称问题的“弱势群体”主持正义，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良心。据说，在90年代初，他在为外文系申报博士点时竟遇到了内部的阻力，这次在从教五十周年的庆祝会上也未见前两任的系与学院领导的身影，显然他也是位能引起不同看法甚至争议的名牌教授。然而，依我个人的看法，知识渊博、专长突出、个性鲜明的杨仁敬教授是经得住学术界及其学生们挑剔的目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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