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梅尔・卡达莱 摄影：乌拉・蒙当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毫无疑问，阿尔巴尼亚大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是位非常优秀的小说家，授予他诺
女作家希瑟・麦克罗比（Heather McRobie）3月6日在《卫报》的Book Blog上撰文，重提这段历史，指出，卡达莱与霍查合作多年，曾出任霍查夫人主管的阿尔巴尼亚文联主席，亦曾在书中屡次赞美霍查及其1961年与苏联决裂的举动。在西方评论家眼中，这样的历史足以为一位作家定罪。
卡拉莱坦承，他从来也不是异议分子，某些外国记者曾经把异议者的身份强加给他，但他不接受，为此遭到更多的批评。
卡拉莱的小说多取历史和民俗素材，曾导致两方面都对他不满，国外有人说他回避现实，国内则有人攻击他影射现实，同样是在逃避政治责任，这导致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的作品在国内难以付印，手稿多由法国人偷带出境，才得以在海外出版。
卡达莱的确不是霍查的反对者。中国的《世界文学》杂志1964年11月号刊出了李定坤所写的访阿记录――《和阿尔巴尼亚作家们在一起》，在谈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和总书记霍查对青年作家的培养情况时，文中写道：
“比如青年诗人伊斯玛伊・卡达列，这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诗人，他的《溃军的将军》（编注：即《亡军的将领》）群众很喜欢。我在两次晚会上都听到过朗诵他的《群山为什么呻吟？》一诗。据穆萨拉伊（编注：当时阿尔巴尼亚一位著名作家）介绍，当初《群山为什么呻吟？》一诗发表时，霍查同志看到了，就立即打电话请这位青年诗人到他那里去，并对他说，他这首诗很好，反映了一个重要问题。”
我以前读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的《霍查政治传记》（佩罗・兹拉塔尔著）时，注意到其中也有多处提及卡达莱（书中作“卡达雷”）。例如，1985年4月11日霍查去世后，卡达莱致信法国《世界报》，批评该报对霍查的攻击：
“毫无疑问，你们的记者有权对某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对某个国家主张的思想和它的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然而，我觉得，当一国人民处于悲痛时刻去侮辱他们，如同贵报的文章那样，是不光彩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有摆脱苦难的悠久历史，因此他们很懂得为了什么而感到痛苦，如何表达和为谁而忧伤。恩维尔・霍查的名字无疑地已扎下了根基，植入新阿尔巴尼亚的历史和建设。这就是决定他的个人的伟大和对他深切悲痛的东西。
“我们，我的同志们和我，感到奇怪的是，《世界报》在这个时候发表了一个罪人――前国王的儿子的声明，即他的关于将在阿尔巴尼亚兴建君主制的令人发笑的狂想。这种君主制就是法国两百年前推翻的君主制，对此法国曾正当地引为自豪。只有不怀好意的人才会希望阿尔巴尼亚的历史倒退。”
卡达莱维护霍查的身后名誉和阿尔巴尼亚的国家尊严，我们也许不难理解这一举动。事实上，他一贯对自己的政治态度开诚布公。在拒绝接受异议者头衔的同时，他强调：“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抵抗行为。”麦克罗比女士赞赏这句话，并将所刊文章取名为《卡达莱无需异议也优秀》。
2008年11月，重庆出版社将卡达莱最著名的小说《亡军的将领》中译本再版，仍然采用老翻译家郑恩波1992年的旧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