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戈宝权相识于1978年，那时他早已是位大名人，我这个无名之辈得以认识他，全因《译林》。当时我奉命创办外国文学杂志《译林》，可我在翻译界一个人也不认识。着急之际，见报载戈宝权是江苏人，我就冒昧给他去信，请求对家乡这个新办的刊物给予指教和帮助。原不敢抱多大的期望，谁知竟收到戈宝权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还附了罗马尼亚诗人爱明内斯库的六首译诗，供《译林》创刊号刊用。得到这个超乎意料的支持，无疑大大增强了我们办好《译林》的信心。
1979年冬，我邀请戈宝权到无锡出席《钟山》、《译林》合开的笔会，这是我首次与他会面。他平易近人，我们俩仿佛一见如故。他坦陈了对办好《译林》的许多看法，对《译林》确定以“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为宗旨、重点译介外国当代新作这一办刊方针表示肯定与支持。可以说，戈宝权是我不惑之年才跻身外国文学界的启蒙老师。是他，帮助我极为不易地约请到钱锺书、杨绛、卞之琳等许多著名学者出任《译林》编委，有力地提升了《译林》的名望。是他，在《译林》因刊登《尼罗河上的惨案》而挨了外国文学界一位权威很重的一棍子之时，第一个站出来支持《译林》。是他，针对有人攻击《译林》打开窗口“把苍蝇蚊子引进来了”，立即发表《让窗子开得更大些吧》一文，鲜明地主张对外开放。还是他，捐出自己获得的奖金，在《译林》设立“戈宝权文学翻译奖”。通过这一系列的交往，戈宝权与我，从不相识到成为知己。
素描戈宝权
戈宝权是江苏东台人，著名报人戈公振的侄子。1935年起作为天津《大公报》的记者驻苏联三年，1938年回国进入《新华日报》，并秘密入党。此后受周恩来指示，在香港、重庆、南京等地从事文化工作。解放后先是当外交官，后来改做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回顾戈宝权的一生，可以说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外交，二是翻译。
先说外交活动。解放前夕，他就奉命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赴莫斯科接收国民党驻苏大使馆，1949年7月，曾陪同刘少奇秘密访苏。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我驻苏大使馆首任临时代办兼政务文化参赞。5年后回国，先任中苏友协总会副秘书长，后调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苏联东欧室主任。他把毕生大部分精力，都献给了中苏文化交流。1950年代头几年的中苏高层互访和文化交流活动，他几乎都参与安排，他还当过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宋庆龄等多位领导人的俄文翻译。
他出访过30多个国家，仅前苏联及其加盟共和国就去了19次。在频繁的外事活动中，除了在驻苏使馆这五年是作为外交官出面以外，其余时间全是以学者或翻译家的身份，从事民间的文化交流。通过出席国际会议、出国讲学、受邀与国际友人会面等活动，传播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前进中的声音，促进了外国朋友对我国的了解与友谊。为此，戈宝权不仅被莫斯科大学和巴黎第八大学授予名誉博士荣誉，还于1988年荣获苏联最高苏维埃颁给的“各国人民友谊勋章”。能获得这项勋章相当不容易，迄今我国仅有曹靖华、戈宝权、巴金三人获得。
再说翻译成就。戈宝权不仅精通俄文，还掌握英、法、日、乌克兰、罗马尼亚、世界语等十多种外语。早在1930年代在大夏大学就读时，他就开始翻译拜伦、雪莱的抒情诗，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以及日文作品。1937年他参加普希金家乡纪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时，就开始翻译普希金的诗，1947年《普希金诗集》出版，这是戈宝权出版的第一本译文集。
此后他既翻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俄罗斯古典文学名家之作，也翻译高尔基、爱伦堡等当代苏联作家的作品，还翻译东欧及亚非拉作家的作品。1980年代北京出版社曾出版《戈宝权译文集》，合计五卷、三百多万字。他翻译的高尔基《海燕》，曾收入我国中学课本；他的翻译论文，有些已被译成英、法、德、西、日等多种外文。他是我国研究普希金最早最全面的学者，他再版的《普希金诗集》，曾获得中国社科院1977~1991优秀科研成果奖，他还荣获苏联最高文学奖“普希金文学奖”，乌克兰作家协会的“伊万・弗兰科文学奖”和“白俄罗斯翻译奖”。为表彰戈宝权的翻译贡献，1989年香港翻译协会又授予他“荣誉会士”的称号。
怀念戈宝权
戈宝权离开我们十年了，日前戈宝权夫人梁培兰女士告诉我，安徽教育出版社正在编辑出版《戈宝权全集》。这可是一桩大好事，戈宝权优秀品格和学术成果，值得传承的有很多，以下三个方面，尤其令人怀念。
首先是勤奋钻研中外文化。钱锺书曾评价戈宝权：“外语懂得多，掌握外国文学资料多”。这“两多”全靠戈宝权勤奋好学而来。他在大学只必修英文，后来掌握的十多种外语，全是他自学的。而且他涉猎极广，除外国文学以外，对翻译理论、中外翻译史、中外比较文学、古代神话、世界宗教、以及鲁迅学等等，他都有广泛研究，成果累累。特别是他有过目不忘的好记忆，擅于搜集和积累各种史料和数据，以至常常被人称做“活字典”或“活的百科全书”。罗曼・罗兰是否写过信给鲁迅，曾是我国文坛长期争论的一个话题，为此戈宝权查了中、法好多家图书馆，还特意走访罗曼・罗兰夫人，终于得出否定的确切答案。郭沫若获悉后，曾称赞戈宝权是个做学问的有心人。
其次是热心对外播种友谊。戈宝权一生出境访问七十多次，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以学者身份从事文化交流的。前面提到乌克兰今日还肯资助再版戈宝权的译诗，表明许多外国人士也很怀念戈宝权。1997年12月6日，江泽民同志曾为《戈宝权画册》题词：“文化和友谊的使者”，这是对戈宝权多年来热心对外播种文化和友谊的充分肯定。
还有就是爱书如命克己奉公。戈宝权一生惟一的爱好就是买书。平时在北京最常去的地方就是书店。每出差到一个新地方，他最有兴趣去逛的，就是那里的旧书店。“文革”期间，他每月只有25元生活费，他仍挤出钱来买书。1935年他在莫斯科时就订购了一套百年纪念版的《托尔斯泰全集》，此后出一本他就买一本，历经三十年，终于买齐了全套91卷，成为我国这套版本最全的收藏家。1986年经我提议和“鼓动”，戈宝权夫妇同意将两万多册藏书捐赠给南京图书馆，在馆中专辟“戈宝权藏书室”，2001年戈宝权夫人梁培兰又将戈宝权生前自用的一批工具书及参考书捐赠给南京大学图书馆。这样就意味着戈宝权的“书命”，在别的地方又延续了。
戈宝权买书很慷慨，而在其他方面，他却非常克己奉公。仅举一例。熟人常戏称戈宝权为“老十级”。原来一开始实行薪给制，戈宝权是“三八式”老革命，工资早就定为十级。此后每次调工资，他总是谦让，把调资名额让给别人，以至直到逝世，工资还是十级。许多人认为他太吃亏了，但他自己从不计较，从不向组织伸手，也不让子女沾自己什么光，就连因捐赠仅有的财产――两万多册藏书而所得的奖金，也捐出来设立扶植青年译者的翻译奖。戈宝权这种克己奉公的精神，将与他的学术成就一样，永远被后人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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