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与新中国首位哲学博士

我国博士学位的诞生1976年7月30日，邓小平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看台上，这是十届三中全会全票通过恢复邓小平职务后，一次轻松的亮相。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科学和教育，1977年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要求教育部组织很强的班子，尽快恢复教授、讲师、助教的职称，恢复正常教学。1978年春天，国务院又相继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和全国教育大会，恢复了研究生制度。

原国家教委的8号楼，虽然经过了多次修缮，仍能找到30年代初的建筑痕迹。1979年3月，就是在这栋小楼里，在蒋南翔等人的领导下，原国务院学位办主任吴本厦等五人组成工作小组，开始起草我国第一部学位条例。

起草小组先是查阅了建国以来，两次起草学位条例的档案材料，参考70年代以来，国外学位制度的发展情况，结合我国当时高等教育现状，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前后参加讨论近千人，经过多次修改，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3次会议审议通过。

1983年5月27日，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博士诞生了。这18位博士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他们大多是理工科博士。

随后几年，我们国家逐渐建立了包括文理工农医以及军事各学科在内的门类齐全的学位授权体系。

1985年，北京大学培养出首批博士。其中就有新中国培养出的头一个哲学博士———陈来。

1985年，当时参加博士论文答辩的有3人，而陈来是第一个，于是，被出席答辩会的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冠之以“中国大陆头一个哲学博士”之衔。

多年来，陈来一直珍藏着张岱年早年写给他的两封信，称其“对个人生命道路转折关系重大”。张岱年是引导陈来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恩师。

陈来原本是学地质的，1973年被推荐进入中南工业大学地质系学习。1977年秋天，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恢复招收研究生的消息，就报考了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

从地质到哲学，陈来的转变是酝酿已久的。他说：“我从小就喜欢读文、史、哲和经济方面的书。后来虽然学了地质，但没有丢掉原来的兴趣。我总是提前自学完专业课，剩下的时间，千方百计地找文、史、哲方面的书读。无论中外，无论古今，只要能找到，都拿来细读。”正是他浓厚的兴趣和勤奋地努力，为自己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基础。

但他毕竟是学理工的，报考哲学系总不免有几分心虚。他想办法借来张岱年的《中国伦理思想的初步研究》，读后颇受教益，于是他一口气写了一篇读后感寄给张岱年。陈来说他当时决不奢望先生会回信。谁知，不久，陈来就收到了张岱年的回信，鼓励他努力准备。这封信使陈来的精神为之一振，重又找回了自信。

考试结束等待成绩期间，陈来又忍不住给张岱年写信，谈初试的感想。不料很快又收到先生回信，告之初试已通过，准备复试。还特别嘱咐“不要紧张，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张岱年朴实亲切的话语至今回荡在陈来耳边。20多年过去了，张岱年爱惜人才的风范一直鞭策着陈来。陈来做了研究生导师以来，对报考者的咨询，一如自己的导师那样，每信必复，惟恐遗漏了人才。

谈起张岱年，一种“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的感情油然而生。陈来记得当年85岁的张岱年的一次讲座。由于无车接送，老人提前了几十分钟，徒步从家中走到教室，准时开始讲课，之后又走回家中。老人蹒跚的身影和爽朗的笑声深印在陈来的记忆里。

1988年底，时年36岁的陈来刚从美国讲学归来，他请冯友兰为自己命字，老先生欣然应允。旋即作《为陈来博士命字为“又新”说》：“余亦尝谓：‘往昔不可变，来者不可测。’不可测即神也。往者已成定局，故不可变。来者方在创造之中，故不可测。‘来’之诸美义，可一言以蔽之曰：‘又新’。”“又新”既是冯友兰为陈来命的字，表达了这位九旬老人对陈来的殷切希望。

陈来与冯友兰的交往可追溯到1985年。那时北大哲学系派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陈来为冯友兰做助手，协助他进行《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陈来当时的工作就是和冯友兰谈话、交流、讨论问题，帮助老人整理思路，提出建议。陈来对古今哲学史的极端熟稔和出色的判断能力让老人赞叹不止。第一天的任务完成后，冯友兰满意地说：“陈来到底是个博士。”此话由他的女儿宗璞辗转传到陈来那里，给陈来以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1986年秋，为冯友兰作了一年助手的陈来应邀赴美讲学。临行前，他到医院探望正在住院的冯友兰。冯友兰不无遗憾：“只可惜《新编》的写作没法得到你的帮助了。”

两年后，陈来一回到祖国，马上就去探望冯友兰。一见面，冯友兰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愿不愿意继续给我帮忙？”就这样，陈来成了冯家的常客。每次陈来登门拜访，两人总要畅谈一番，而每当冯友兰有了什么创意，也总是找陈来一吐为快，并让陈来提提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