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季范对我的一生影响极大，可以说，没有王季范，就没有我毛泽东的今天！”
1884年，我的曾祖父王邦模（字季范）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南薰乡一个小康家庭。他的父亲王文生，在清朝末年曾到东北担任过小官吏。他的母亲王文氏，系湖南湘乡大坪棠家阁（解放后划归韶山）文芝仪的次女，行六，是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的亲姐姐，即毛泽东的二姨妈。她与王文生生有两个儿子，长子是王星臣，次子即是王季范。王季范比毛泽东年长9岁，在同辈兄弟的排行中排行第九，故后辈人均称他为“九阿公”，毛泽东则一直叫他“九哥”。
王季范从小即聪颖好学，有很强的领悟力。他少年时师从当时较有声望的宿儒萧竹轩先生学习。他博览群书，熟读经史子集，打下了很深厚的“国学”根底。
本世纪初，年轻的王季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长沙优质师范（湖南大学的前身）攻读数学。在优质师范求学的日子里，王季范非常关注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以兴废自任，广泛涉猎各方面的最新知识。作为较早上新式学堂的中国人，他既精通中国传统的“国学”，能写一手漂亮的文言文，同时又非常熟悉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可谓是文、理兼资，满腹经纶。深厚扎实的学养，为他日后从事教育事业，创办并办好一系列的学校，打下了异常坚实而又牢固的基础。
“优师”毕业后，王季范怀着满腔教育救国的理想，应聘来到湖南省第一师范任教。由于他学识渊博，工作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所以成绩斐然。不久，王季范即升任第一师范的学监，协助该校校长管理“一师”，为“一师”的发展和壮大付出了大量心血。
曾祖父王季范于1972年去世时，我还是一个年仅四岁的孩子，只依稀记得曾祖父和蔼亲切的面容。
毛泽东和我曾祖父的交往以及他们那些鲜为人知的轶闻趣事，大多是曾祖父去世后，我奶奶对我讲的。这些轶事，反映了曾祖父和年纪小他九岁的毛泽东之间的深厚情谊，以及曾祖父对毛泽东一生成长道路的深刻影响。
记得奶奶曾对我回忆说，毛泽东自小就酷爱读书，常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小小年纪的他每天都要帮家里干不少的农活。如早晨要早早起来先忙一阵才去上学，下午私塾散学后，又有不少事要等着去做了。他常干的家务活有砍柴、挑水，并要负责给家里放牛等等。但只要干完活，一有空闲，毛泽东总是要把随身带的书拿出来读上一会儿。可是他那目光短浅的父亲，却只知道赚钱，认为毛泽东读书没有太大的用处，他认为，一个农家子弟，只要粗通文字，会日常记记账，也就可以了。正是由于这种观念，他在毛泽东刚满13岁的时候，即中止了其在私塾里的学习，以便留在家里专心干活，或者在农闲时，帮助自己做粮食和生猪买卖的小生意，这样一来既节省了学费，又使家里多了一个帮手，收入也增加了。酷爱读书的少年毛泽东，心里对停学的事很不情愿。但对一向暴躁而又专制的父亲，却又感到无计可施。这时，作为毛泽东表兄的王季范得知了此事。在了解了表弟的真实想法后，他立即放下了手里的事，专程赶赴韶山冲，拜访自己的姨父，替渴望读书的表弟说情。
虽然毛泽东的父亲很器重学识过人的王季范，但在开始时，对毛泽东复学一事仍固执地反对。王季范就旁征博引，告诉他念书的种种长远的好处以及学习对毛泽东未来的重要性。经过他和其他几个亲戚的耐心劝说和全力的斡旋，毛泽东的父亲终于收回成命。少年毛泽东终于实现了他继续求学的梦想，很快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当时湘乡县创办才几年的一所新式学堂——东山高等小学堂。
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来到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新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他进入这所新学校后，感到耳目一新，精神也为之一振。
毛泽东在入学不久，就兴冲冲地给表兄王季范写了一封信，介绍他来到东山高等小学堂后的情况和感受。在这所学校里，大量新知识、革命的观念，开始源源不绝地涌入少年毛泽东那求知若渴，急需各种“养料”滋养的大脑。毛泽东觉得东山高等小学堂和乡下的私塾相比较，简直就像是两重天地。这里教师的讲课内容，以及学校图书馆的丰富的藏书，尤其是其中一些传播新思想的书籍，令充满求知欲的毛泽东感到眼界大开，未来中国的革命领袖，在此接触到了他以前闻所未闻的全新的思想。也许，正是他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所接触到的这些新思想、新观念，奠定了他以后的革命思想的基石，成为他日后立志改造中国的宏伟志向的滥觞吧？
总之，离开落后而闭塞的韶山冲，进入东山高等小学堂，成了毛泽东一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为此，毛泽东很是感激这位帮助自己进入新式学堂，替自己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广阔天地大门，从而改变了自己一生命运的表兄王季范。
1911年春天，毛泽东离开了他读了半年书的东山高等小学堂，卷起铺盖卷，徒步由家乡湘乡走到湘潭，又由湘潭搭乘小火轮，来到湖南省省会——长沙。
毛泽东赶到长沙不久，就考取了湘乡县驻省中学。1911年10月10日，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爆发了，举国上下为之震动。由于清王朝腐败无能、投降卖国，引起全国各阶层的强烈不满和愤怒，所以革命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各地，不少省份举兵反清，并纷纷宣布独立。在这种形势下，哪一个热血男儿能置身事外，能不为之奋起呢？毛泽东也是一个血性男儿，他毅然中断学业，加入了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军队。不久，清帝在四面楚歌的绝境中，宣布退位，中国成立了民国。清廷被推翻后，革命军被遣散了，毛泽东便结束了历时半年之久的军旅生涯，考入了湖南省第一中学。在湖南省第一中学仅仅读了半年书，毛泽东就因为交不起学杂费，被迫退了学。后来，他几经辗转，考取了当时不收取学费和膳宿费的官办学校——省立第四师范。
1914年春，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省省立第四师范被合并入第一师范，毛泽东也就成为了“一师”的学生。这样，毛泽东和当时正在“一师”担任学监的表兄王季范就成了师生的关系。据当年和毛泽东同在“一师”上学的学生后来回忆，王季范对毛泽东与其他家境清贫的学生，不仅常常在经济上解囊相助，学业上悉心教诲，对进步学生所从事的革命活动，他也总是尽自己所能给予支持。
1915年，湖南第一师范曾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驱逐校长张干的“学潮”。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湖南省省议会公布了一项决定，从当年秋季起，每个在校学生都必须缴纳10元钱的杂费。身为湖南第一师范校长的张干，对于省议会的这项决定表示衷心拥护，坚决执行。但该校师生却对此议论纷纷，尤其是那些家境贫寒的学生顿时情绪激愤，纷纷反对张干的这种做法，并掀起了“驱张运动”。有一个学生动手写了一篇宣言，专谈校长私德如何不好，借以“驱张”。毛泽东见该宣言没有击中要害，便亲自执笔，重新起草了一份《驱张宣言》，宣言中历数张干办学无方、贻误青年的种种不是之处，文章文笔犀利，理直气壮。《驱张宣言》写好后，同学们拍手叫好，于是连夜赶印，并在校内广泛散发。这样一来，校长张干在学生中威信扫地。后来有人去告密，说宣言出自毛泽东之手。张干勃然大怒，为此要挂牌开除以毛泽东为首的17个“闹事”的学生。一向同情进步学生的王季范得知形势严重，即刻与著名教师杨昌济（毛泽东第一位夫人杨开慧的父亲，后在北京大学担任过教授）、徐特立、方维夏等校内素有威望的教员召集了一个全体教职员大会，为学生们鸣不平，对校长张干施加压力，最终迫使张干收回了成命。
毛泽东对表兄王季范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鼎力支持进步学生的义举，铭记于心、久久不能忘怀。后来，他常常对身边的人提起曾祖父当年开明办学，主持正义的事迹，拳拳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20年代后期，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遭到了国民党右派分子的破坏。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向中国共产党人举起了手中的屠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革命形势风云突变。我的曾祖父王季范也受到身为中共著名领袖人物的表弟毛泽东的牵连。
据奶奶生前回忆说：“当时，湖南省反动当局，很不满你曾祖父的办学方针，这些国民党官员说：‘不能再让王季范在第一师范教书了，再让他在一师办下去，学生都会成为共党分子’。”在这种白色恐怖的情况下，王季范只得被迫离开了自己辛勤耕耘了十数载的学校——湖南省第一师范。
虽然离开了“一师”，但曾祖父办教育，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的痴心，仍犹不改。离开“一师”后不久，由于他在湖南省教育界的声望，也由于他所具有的卓越的组织和开拓的才能，他又应邀出任了当时湖南省著名学校“长郡中学”的校长职务。
“长郡中学”在王季范的苦心经营下，声望日隆，后来该校被人们评为湖南省的“四大名校”之一。在中国，能有幸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那是作为一名科学家的无上的荣誉和毕生的追求。而如果哪一所学校，能有幸培养出哪怕仅仅一名“两院”院士，自然也就成了这所学校极大的荣耀。而据湖南长郡中学的校刊上刊登的统计资料，仅“长郡中学”一所学校，竟然前后一共培养出了十名“两院”院士（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六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名），作为长郡中学老校长的王季范及其继任者们殚精竭虑、孜孜办学，是取得这一骄人成绩的重要原因。王季范对“长郡”的发展兴旺是功不可没的。曾祖父在“长郡”执掌帅印的八年，是他人生事业上的第二个高峰。
解放战争进入到第三年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了全面的反攻，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蒋家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中。毛泽东审时度势，向全国人民发出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解放军兵分多路，渡过了长江，乘胜向南中国挺进。
此时，正在长沙赋闲的曾祖父，亲眼看到了全国即将面临解放的大好形势，心中感到由衷的高兴，他日夜盼望解放大军能早日到来，也盼望能早日与自己分手多年的，而今已身为中共领袖的表弟毛泽东团聚。
王季范和毛泽东在此之前的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在1927年的“马日事变”发生以前。此后二十余年间，他们兄弟二人再未谋面。但他们俩情谊深厚，始终彼此挂念。只要一有机会，他们相互总会设法捎信问候，互相鼓励。
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湖南的局势异常紧张。当时担任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的桂系军阀白崇禧，生怕湖南出问题，加紧了对湖南局势的控制。曾祖父看到这种情况，心中很焦虑，他下定决心要为和平解放湖南作出自己的努力。他以湖南教育界知名人士的身份，参加了长沙市地下党领导的迎解放活动。他通过中共长沙市工委与湘潭市中共地下工委取得联系，从湘潭向解放区和毛主席发电报（当时因特务搜捕甚紧，在长沙发电报易被国民党特务侦悉，故改在湘潭发报），报告“湖南和平起义可望促成”的消息，并建议解放区迅速派人南下，准备接管湖南政权，并做好筹粮支前工作，早日解放全中国。
作为社会贤达，王季范和湖南省的名宿、辛亥革命的参加者、国民党的元老仇鳌是多年至交。在自己的家乡面临战与和两种选择的情况下，两位老人进行了秘密的会晤。说起策动湖南和平解放的打算，两人一拍即合。于是他们又联络了唐生智等一些当时湖南省的名流和社会贤达，共襄和平解放家乡的盛举。经过这些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的大力推动，在湖南省省主席程潜、省最高军事长官陈明仁等人的领导下，湖南省宣布和平起义，解放军顺利地开进了湖南。中共中央随即派出了南下工作团赶赴三湘大地，接管了湖南的政权。
湖南省终于和平解放了，王季范当时的心情是无比兴奋的。但他并没有被胜利所陶醉，而是看得更远，想得更深，他已经在为新中国今后的发展建设、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新的执政党应该如何执政等一些事关新兴的共和国未来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认真地进行着思考了。于是，他便接连三次致电身在北京，当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表弟毛泽东。电报中，除对他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表示祝贺外，还向毛主席郑重地提出了“用贤才、立法制、崇道德”三个治国的重点，供毛泽东参考。毛泽东很快给这位关心国事的表兄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表达了自己深深的谢意，并向表兄一家问好。兄弟间的亲情，使年近七旬的王季范很受感动。
1952年的春节，古都北京充满了节日的欢乐气氛，大街小巷中的鞭炮声不绝于耳，满脸生气的人们，脸上荡漾着笑意，到处春意盎然欣欣向荣，一派祥和喜庆的景象。
中南海中的丰泽园里，毛泽东主席设宴招待来自湖南家乡的客人。宴会前，毛泽东亲热地拉着一位面容清癯的老先生的手，向起身迎接的江青、毛岸青、李敏、李讷等家人和站在一旁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我的九哥。他家住在湘乡十四都，是我的姨表兄。”他接着又说：“没有他，就没有我。”从此，曾祖父成了毛泽东家的座上客，经常陪同毛泽东接见来自湖南家乡的父老乡亲和各界人士。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和国家、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日理万机。但有时偶尔有闲暇，他仍不时约见湖南省在京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知名学者。常受到邀请的有章士钊、齐白石、程潜、仇鳌、黎锦熙等老先生们。我曾祖父这时亦常常被邀请赴中南海毛主席住所一聚。
这些人俱是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聚在一起时，总是兴致勃勃地纵论古今。谈兴浓时，一聊就是大半天。这种时候，是毛泽东身心真正得到放松，心情也最感愉快的时候。
前面曾经提到，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师范读书时，曾因撰写《驱张宣言》一事，和校长张干发生激烈的冲突，后经王季范等人力保，才被免于开除。事隔多年，在中南海的一次聚会中，毛泽东又特意问起了老校长张干的近况。王季范遂如实作了介绍。毛泽东听后感慨地说：“张干是个很有才干的人，才三十几岁，就当上了‘一师’的校长……他要爬上去很容易，可他并没有爬上去，没有进入仕途，吃了一辈子的粉笔灰！”王季范解释说：“依我看，当年的《驱张宣言》，主要是触犯了张干的尊严，他的自尊心很强。至于有人说他当时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这倒并不见得。”毛泽东同意地点了点头道：“九哥说得有道理。”他很赞成王季范对张干的见解，同时也深为表兄当年替自己解“危”一事而感激。后来，张干应邀来到北京，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王季范曾专程陪同张干一行四人游览了明十三陵和汤山，后又将张接到自己的家里畅谈湖南第一师范未来的发展和建设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当时担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曾有意请数十年从事教育事业、对教育学有着一整套理论和想法的王季范出山，到教育部任职。曾祖父却考虑到自己年纪已经不小，应该让更加年富力强的有识之士出任此职，故而坚辞不就。面对总理的盛情，他提出自己不从事具体工作，但愿意为国家建设出谋划策，当当顾问，以贡献余热。不久，周总理签署了任命王季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参事的任命书。
王季范自就任政务院参事后，认为既然当了参事，就要有所贡献，绝不能尸位素餐，无所事事。于是他不顾年事已高，只要是政务院组织参事们参观学习、到基层或外地去视察，他总是积极参加、不辞劳苦。每次参观归来后，曾祖父一定要查阅大量的资料，并结合调查研究的情况，认真整理出高质量的考察报告，或长篇的书面建议，提交政务院，以供政府作为平时工作和制订政策的参考。王季范的多项建议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采纳。
当时陈毅元帅的堂兄，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中将的陈修和先生，也在政务院参事室供职。曾祖父与陈关系很好，经常和他共同研究讨论问题，有时还合作撰写考察报告和建议书。建国初期，我国修建了成昆铁路等好几条重要的铁路线，王季范和陈修和两位老人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就修建和施工提出了多项有价值的建议。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王季范心中始终充满自豪感，但他又决不是一个守旧泥古的腐儒。
曾于清朝末年担任过“御医”的施今墨老先生，是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曾祖父与他时常往来。通过与施老先生的交往，王季范深刻地认识到，中医实在是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无数先贤智慧结晶，是真正的国之瑰宝。但中医也确实存在着自身的局限和不足。例如面对急症和传染类疾病，它就不及西医有效。经过和施今墨的深入切磋和虚心请教，并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王季范和施今墨联合提出了中西医结合是中国医疗的发展方向的建议。毛泽东看到后，表示非常欣赏。他当时表示，我个人很同意王老和施老的见解，但这个问题，不好由我这个当主席的出面来下命令去执行。这是个学术上的问题，最好将它交给学术界去研究、讨论。但我自己是很赞成你们二老意见的。
后来，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的观念，渐渐被医学界所接受。现在，即使在欧美，也已经有不少医生在行医中，使用中医的某些疗法，中药也越来越多地被西医采用，王季范和施今墨当初所大力倡导的学说，现在已被很多的主流医生所认可。
王季范是一位非常看重情义，也很念旧的老人，对过去曾经一起共事、同学、同乡的一些老朋友，他总是尽自己所能，多方予以照顾和关心。这里，我披露一首他为自己的老友和同事袁吉六老人的遗孀戴长贞女士申请补助金，而特意写给毛主席的打油诗，作为一件有趣的轶闻。
袁吉六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的国文授业恩师，教了毛泽东五年半的国文。毛泽东曾对到陕北革命根据地采访他的美国著名记者爱德加·斯诺深情地回忆这位老师对自己的悉心指导，说他之所以能轻松地撰写还算过得去的古文，多亏了袁先生当年的教诲。毛泽东当时还不知道，这位袁先生已于1932年因病不幸去世了。
解放初期，王季范得知袁老先生的夫人戴长贞女士，年迈体弱，但家中却是经常连吃的东西都没有。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作为老朋友的王季范，心中很是焦急。他立即动笔给毛泽东写下了如下一首打油诗，托人转交给主席，诗曰：
袁胡教学有何奇，①
横扫千军笔一枝。
一字千金何处报，
其妻老病绝粮时。
[注①：袁吉六蓄须，人称袁大胡子。]
毛泽东收到王季范的诗，和随诗一起转来的陈述戴长贞近况的信后，感慨万端，唏嘘不已。他当即提笔写信给当时担任湖南省省长的王首道：“……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用以供养王季范信中提到的袁吉六夫人戴长贞等三位对湖南省教育事业有卓越贡献的湖南教育界老前辈。
由于王季范和毛泽东的特殊关系，以及他对毛泽东一生成长道路的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对自己这位表兄是非常敬重的，他们的情谊非比寻常，持续了一生。这里讲几件发生在他们俩人之间的轶事。
全国解放后，王季范被接到北京，开始时没有合适的住处，暂时栖身在北京饭店。一天，毛泽东来北京饭店探望表兄。谈话间，主席感到口渴。这时，身边的卫士立刻取出带来的一个水瓶，递给毛泽东喝水。毛泽东刚喝两口，就发现表兄面露不快的表情，忙放下水瓶，问王季范何故。王季范直言相告：“主席，你我兄弟之间，难道还如此的见外吗？”旁边的警卫连忙解释说：“不是！不是！因为现在特务活动猖獗，为了主席的安全，组织上特意作出了规定，这是我们的纪律规定。”毛泽东笑道：“哪有这么危险！”说罢，就拿起饭店桌上的茶杯，自己倒了杯水喝了起来。
家里人回忆说，建国初起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止，毛泽东每年都要多次约见王季范等湖南省的乡贤。毛对这位表兄总是问寒问暖，体贴备至。现在家里还珍藏着毛泽东从自己身上脱下来，亲手披在曾祖父身上御寒，事后就送给曾祖父的一件呢子大衣！
他们在一起时还经常回忆起早年在湖南的一些往事。
当时，毛泽东远离家乡，只身一人在省城长沙求学，课余他常到表兄家来请教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有时毛泽东登门的时候，却正赶上王季范外出，他进门问过九嫂（曾祖母），得知九哥不在家后，就随手掏出身上携带书本，一声不响地坐在一边埋头看起来，直到王季范由外面回来，才就书中问题向表兄虚心地请教。回忆起当年的这些温馨往事，两位老人常常相对露出会心的微笑。
建国后，王季范除长期担任政务院（后改名为国务院）参事外，还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积极地参政议政，为祖国的发展和建设事业建言献策。
1972年7月11日下午，王季范病逝于首都北京，终年88岁。7月14日下午，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周恩来总理等中共中央和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主持了追悼会，他的学生、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致悼词。作为王季范先生表弟的毛泽东主席，心情非常悲痛。他敬献了一个花圈，花圈的飘带上写着“九哥千古／毛泽东敬挽。”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那一整天，主席都神色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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