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领来源于谁？知识为谁所用？这是知识经济时代年轻知识分子面临的一个重大人生课题。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一级教授周殿元，在半个多世纪的医疗实践中，始终认为自己的本领来源于党和人民，学到的知识应当造福于人民群众，因而把毕生精力和全部技能运用于服务病人的医学事业中，以攀登内镜学高峰和探索肠胃奥秘的科学成就，为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1999年9月20日，中央军委江泽民主席签发通令，给他记二等功。
50年代初期，纤维内镜技术作为消化学科的一种划时代创举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然而，这项被称为医学奇迹的技术，由于其插镜技术难度非常大，直至70年代初，发达国家送达回盲肠的成功率仅80％左右，我国对此技术更只能“望洋兴叹”。
1957年，正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进修的周殿元，在旧书店里买到一本日文的《胃镜诊断学》，回院后不久便在国内率先开展了纤维结肠镜的攻关。
人的大肠像一座迷宫，纤维结肠镜要顺利穿过迷宫到达回盲部，才能准确诊断疾病。周殿元像一个正在穿越雷区的工兵，紧张而又小心地探索着。寻找插镜的最佳途径，绘制了数百例成功和失败的图形，终于找出规律，并系统总结出“四项插镜基本原则”和“八项基本技能”。1978年，纤维结肠镜送达回盲部成功率达98％，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为了让肠胃病患者都能享受这种良好的新技术，周殿元将1000册饱含心血的《纤维结肠镜检查法》单行本从广州免费寄往全国各地医院，南方医院内镜培训班办了一期又一期，1000多名学员遍及全国各地的568家医院。到70年代末，结肠镜技术已成为我国广泛使用的消化病诊疗技术。此后，周殿元又率先在国内介绍了纤维结肠镜下高频电凝切除大肠息肉的经验，他采用的长蒂大息肉的紧密切除法和内窥镜下钳取胆道蛔虫术，都早于国内外报道。
周殿元始终认为，病人的利益是为医者最根本的利益。
美国某型电子内镜是世界上最先研制成功的电子胃肠镜，1984年，公司代理商找到周殿元：产品要打入中国市场，希望由他来试用推广。5万美元一台的电子胃肠镜，对于经费紧缺的周殿元来说，好比雪中送炭。然而一试用，他却发现这种镜子质量有问题。周殿元要求这种镜子在改进前不要在中国卖，对方却提出把它免费送给他。周殿元明白，只要自己收下这个镜子，就等于在中国为这种劣质洋货签发了通行证，他坚决拒绝了对方的“好意”。
一种治疗胃病的新药上市后，经销公司找到周殿元，希望借他的声望办一个学习班。周殿元发现此药疗效不错，但价格昂贵，广泛推广不适合中国的医疗消费国情，拒绝出面作宣传。为此，有人说周殿元不是现代脑子，不会变通。周殿元理直气壮地反驳道：“我对现代非常了解和理解，现代人很多思想观念要转变，但公与私的界限没有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此后，凡是医药公司来推销新药，只要是病人认同的，不给一分钱他也热诚宣传；疗效不好或价格昂贵的，给再多的好处也休想得到他一句好话。
今年7月7日早晨六点钟，在美国攻读博士后的王继德刚从广州白云机场走下飞机，就从迎接他的人群中一眼认出了满头白发的导师周殿元教授。他顿时眼眶一热，还没等他开口，周殿元已经快步走到他跟前，紧紧握住王继德的手深情地说：“我们大家都欢迎你回来啊！”原来，周殿元担心王继德同机携带的价值5万多元的实验试剂不好过关，同一位院领导早晨5点多钟就赶到机场，和有关部门协商，终于使这批试剂安全顺利运回医院。
周殿元正是这样毕生致力于祖国医学人才的培养。他要求学生把老百姓放在自己的心坎上。他有两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先后到西藏和青藏高原代职工作。第一位是当时的消化科副教授杨希山。这位在回肠粘膜研究方面卓有建树的青年学者，在周殿元的支持和鼓励下，1995年成为我军第一位志愿到西藏工作的博士。在西藏工作的一年中，他把导师的内镜技术传遍雪域高原，为无数藏民解除病痛。第二位是现在的消化科副教授姜泊博士，在艰苦的青藏线上，他把自己所学全部应用到服务边防军民之中，并想办法为边疆人民引进厂家赠送的价值50多万的先进设备。谈到自己的成长进步，现在已是南方医院院长的杨希山教授深情地说：“我虽然也是农民的儿子，但如果没有周教授的言传身教，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在对待病人的感情上，导师给了我深刻的影响。”
周殿元影响的是一代人，是一个学科。在他培养的69名研究生中，先后有16人次在国家、军队和广东省获得科技成果奖，21人次获“做出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百名医学科技之星”等称号。在他科里，年青人个个有课题，中青年骨干人人有成果，教授们全部有专著。1998年，周殿元带领学生完成的“幽门螺杆菌与海尔曼螺杆菌感染的流行病学、致病性及诊治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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