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一天,薛范从一份《苏维埃文化报》上,读到在莫斯科举办的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盛况。
联欢节结束后,来自世界各国的青年人唱着“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惜别莫斯科。这首由苏
这天晚上,他放下译稿,去欣赏一部歌剧。回来的路上,突然从一户人家的窗口飘来悦耳的钢琴声。他停下手摇车,仔细倾听,是肖邦的《降E大调夜曲》。静静的黑夜、淡淡的路灯、悠悠的琴声……薛范的心中涌起一股诗意,一种浪漫。回到家中,已是午夜一点钟了,他拿起未完的译稿,文思如潮,很快译完。
当年9月,上海《广播歌曲》刊登了薛范翻译配乐的这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随后,各省市音乐刊物纷纷转载。
于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从苏联走向中国。上世纪50年代,中国城市中的家庭,几乎无一不晓《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2006年,“俄罗斯年”系列活动使中国掀起了雄劲的“俄罗斯文化旋风”。一首首熟悉的俄罗斯民歌再次传唱,成了唤起记忆、传播美好的友谊使者。《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友谊之歌》、《再见吧鸽子》、《共青团员之歌》……听着这些旋律响起,薛范感到宽慰,却依旧宠辱不惊。作为一个下肢严重残疾的人,一个翻译配乐近千首前苏联民歌、为其进入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宠辱不惊,也许是他在经历了太多悲欢荣辱后,炼铸的重要个性。
“丑小鸭也要唱出自己的歌”
签名售书、担纲顾问、出任嘉宾……薛范参加过无数回有关音乐的活动,却从没有作过关于残疾人自强不息的报告和演讲。他愿意以一个翻译者、研究者的身份,平等地与人交流。他说:“有篇报道我的文章写得蛮好,但题目是《请注视我,不要注视我的轮椅》,结果还是让人家注视我的轮椅了。我希望,不要把我的成就与残疾联系起来。残疾人与正常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同样有生活、工作、贡献的权利。”
薛范2岁时因小儿麻痹症致残。但聪明过人的他,自小就没觉得自己与别人有什么两样。他和同龄人一起快乐地上学,门门功课都很好。中学时,他迷上无线电,很先进的五个灯管的电子收音机,他都能装配。然而,高中快毕业时,老师考虑他肢体有疾,劝他改学外语,将来搞搞文学翻译,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用笔为祖国建设服务。他听从了老师的劝导,高中毕业后,报考上海俄语专科学校,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谁知道,在开开心心到学校报到时,他却被告知:不予入学。原来,在体检时,医生忘了在他的表上填上“肢体残疾”,学校以为他是健康人,因而发放了录取通知书。但那个时期,残疾人是不能进高等学府,尤其是外语类学校深造的。
一个残疾人,想以自己的奋斗和智慧,获得与正常人同等的待遇,却成为一种奢望。这使心气蛮高的薛范“憋屈得很”――“就算我是一只丑小鸭,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唱出自己的歌呀!”
在记忆中,有件事令他难以忘怀:年轻时的一天,他们几个残疾人在人民广场一角有说有笑地聊天。几个年轻人走过来,议论道:“噢哟,残疾人还要介(这样)开心做啥?”顿时,薛范的情绪一落千丈。他很气愤:难道残疾人就没有高兴的权利,没有生活的权利?
人活着,就要活得有尊严!这句话,对薛范不是一般说说的,而是融在血液里,刻在心尖上,埋在骨子里的。一些小事,在平常人看来不算什么,他却很在意。比如,某天一位熟人打电话给他,说在电视中的“送温暖”活动里看到他了,觉得很奇怪,别人看到领导上门慰问,都很激动,他却一点也不。他反问道:“我为什么要激动?”
这使我想起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为他授勋的事。1997年11月10日,北京，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大厅,叶利钦总统俯身将一枚俄罗斯“人民友谊”勋章佩在薛范胸前。轮椅上的薛范很平静,看着总统,露出淡淡的笑容。他说,在上海听说这一喜讯时,心中的一泓湖水就平静得波澜不兴。
薛范说:“我这个人喜欢平等。”我明白他说的平等,是残疾人与正常人之间的平等,是百姓与高官之间的平等,是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平等。因此,当他以出色的成就获得相应荣誉时,他觉得很正常,想激动也激动不起来。
母亲曾为他买了一个塑料饭碗
能翻译苏联歌曲,得益于不屈地自学。薛范脊柱扭曲,下肢严重残疾,不能行走,也不能久坐。他的许多翻译歌曲,是跪在床边完成的。但他从小崇拜铮铮铁骨的英雄,曾经计划写一部《岳飞传》,可惜“文革”扫走了他收集的所有资料。也许正因为此,薛范的身上,有一种不可欺的凛然正气。
在被上海俄语专科学校拒之门外后,意志坚强的薛范自学了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的所有课程,并随着广播自学了英语、日语、法语。上世纪50年代,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一所俄语广播学校。这所没有围墙,没有校舍,不取分文的空中学校,给薛范及千千万万求学者带来知识,带来愉悦,带来希望。
薛范翻译配乐的第一首歌是苏联歌曲《和平战士之歌》,时为1953年。随后,他翻译配乐了《海港之夜》、《女水兵》、《大学生之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友谊之歌》、《再见吧鸽子》、《心儿在歌唱》、《共青团员之歌》、《阿辽沙》等一系列苏俄优秀歌曲。此外,他还翻译配乐了美、英、法、日等数十个国家的一千多首歌曲，如加拿大歌曲《红河谷》、印度歌曲《流浪者》、日本歌曲《北国之春》等等。
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恶化,薛范的苏联歌曲翻译不得不中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敏感的薛范感到:艺术无国界,苏联歌曲今后还会被介绍到中国来。于是,他摇着轮椅来到上海图书馆,查找60年代以后的苏联杂志。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在这里遨游,中午只吃几片自带的面包。那时,上海电力供应紧张,图书馆也经常停电。很多次,没法乘电梯,薛范就双手撑着拐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挪上去。不巧的是1964年至1970年的苏联杂志,上海图书馆还没有。他打听到北京图书馆有,便毅然只身北上。
他摇着轮椅到火车站,请人帮忙将轮椅随火车托运。到北京后,他摇着轮椅找到一位住在紫竹院的朋友家。那时,北京图书馆还在北海一带。每天,他摇着轮椅从紫竹院到北海,再由北海回到紫竹院。这一路,几乎耗尽全部精力。就这样,他把俄罗斯文学撒向了中国大地。至今,由他翻译配乐的苏俄歌曲有近千首。
也许有人以为,如此大的成就,薛范的物质生活也一定很富有。其实不然。即便在今天,翻译一首歌的稿费,也就几十元而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薛范是靠父母微薄的退休金生活的。过去,电影票只卖几分钱、几角钱一张的时候,每有国外新片放映,他就摇着轮椅到电影院,边听插曲边记谱,回家后,再整理。这样,一部电影总要连看好几场。可是今天,电影票到了七八十元一张,他看不起电影了。一些喜欢的外国歌曲原谱,他只能靠在美国的朋友买。一般一本5美元。过去,全国有多家专门刊登歌曲的杂志,现在只剩了北京的一家。所以,大多数作品难以发表。
他的老母在病重时关照他,给他买了个塑料碗。母亲以为,自己走了后,重残的儿子只能靠乞讨生活了,而塑料碗不易打碎呀。
我们很多人为他的境遇奔走呼吁过,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直到1997年,叶利钦为他授勋后,才得以解决:每月1000元补贴,看病报销70%。
而母亲没有等到这一天。
为一首翻译歌曲举办一个纪念会
“怀旧”,是时下一个很热门的词。“听说北京有一个俄罗斯餐厅,前来就餐的多为中老年人。他们边吃边听边唱,甚至有人为之流泪。这是不是一种‘怀旧’情结?”我问薛范。他直率地说:“我不喜欢‘怀旧’这个词。什么是旧?优秀的艺术是超越时空的。所以,只能说是‘怀念’,而不是‘怀旧’。”
是怀念,不是怀旧。1994年11月,中央乐团合唱团举办“伏尔加之声俄罗斯暨前苏联歌曲音乐会”。出乎意料的是,场面异常热烈,观众们不时合着节拍鼓掌。
演出结束时,薛范被人推上舞台。这时,全场沸腾起来,没有人指挥,没有人鼓动,台上台下同声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很多观众边流泪,边挥手向薛范致意。于是,原定演出两场,在两个月中演了23场。如此,还是欲罢不能,一直演到了100多场。
与此同时,上海、广州、哈尔滨等城市,都掀起了“苏俄专场音乐会”热潮。
在北京,一位老教授走到薛范面前,深深地一鞠躬,说:“谢谢你,你的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在大连,一位中年妇女拉着薛范的手,放声大哭。在她下乡插队最艰苦的岁月里,是一本偷偷收藏的苏联歌曲集,伴着她渡过难关。
在上海,一位女士泣不成声地对薛范说:“我是唱着你的歌长大的。”
在昆明,人们在纪念册上留言:“您的每一首歌就是一朵鲜花,您使我们拥有一座春天的花园。”
薛范经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几乎每封都倾诉着他们对苏俄歌曲的感情。上海叶良骏女士这样写到:“那些歌给我们整整一代人留下的不仅是音乐,而是我们对未来的憧憬,编织的梦幻。当我们满头银丝的今天,回首往事时,我们特别珍惜青少年时代那份没有尔虞我诈却充满温暖的情谊,和那些歌一起留在我记忆中的,是至今并未淡忘的昨天――那些理想和追求。”
正是这样,薛范翻译的苏联歌曲,是烙在整整一代人的生命年轮上的。薛范说:“我们今天唱苏俄歌曲,不是怀旧,是在欣赏那些经过岁月筛选,依然闪着光华的艺术珍品。”
毋庸置疑的事实出现了: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中国,会唱的人比俄罗斯人还要多。今年8月,北京还举办过《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中国50年的纪念会。为一首翻译歌曲举办一个纪念会,也许在中国音乐史上还是第一回。
“为年轻人留下一份真正的美”
薛范说,他有种孤独感。他的生活很丰富,有他热爱的事业,有热爱他的歌友。
那么,他孤独在哪里?
在心里。是那种理想不被理解的孤独。他曾经感慨地说过:“现在改革开放了,只要不反动、不黄色的东西都可以进来。但是,我却闭塞了。”过去,他是通过广播自学外语的;他是通过书报杂志、电影获得各国音乐资料的。现在,电视广播天天是港台和欧美流行歌曲,也没有图书杂志介绍苏俄和拉丁美洲等国的歌曲。他没有渠道获得想得到的信息。
“我们富裕的代价是丢失了道德和文化。”他说。他看到,社会上现在有许多语种的学习班,但是没有俄语班。他不明白,俄语怎么会成了小语种呢?有孩子想跟他学俄语,家长却拼命反对。他很气恼,家长为什么这么功利?在一些大城市,青少年学英语的热情压倒了汉语。他激愤了――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你还有什么?
有一次在重庆,一位年轻人直率地对薛范说:“我给你们泼个冷水。我觉得你们这一代人很可怜。由于当时政治封锁,你们只能听到苏联歌曲。可是,我们现在多元化了,我喜欢欧美歌曲,喜欢《泰坦尼克号》、《生命之杯》、《幽灵》。”
薛范说:“我当即对那个年轻人讲,你说的那几首歌曲,也都是我翻译的。你说我们这一代可怜,我说你们中有些人很可悲。我们除了苏联歌曲,还可听到很多国家的歌曲,可以欣赏古典艺术歌曲、西洋歌剧、交响乐等等。你们打开收音机电视机,只听港台和欧美歌曲。这不怪你们,但你们的可悲正在于:你们就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了,由此拒绝更好的东西。年轻人应该比老年人更具有开放的心态。要知道,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它独特的、优秀的、不可替代的艺术。”
平时话语不多的薛范,常常在关键时刻言之凿凿。他说:“作为长者、专家,要向年轻人说明什么是真正的美,还要为年轻人留下一份真正的美。”
在薛范心里,索洛维约夫、马都索夫斯基等创作了大量优秀歌曲的苏俄艺术家,正是“创造美的人”。而他,只是一个“二传手”,一个“中介”。他之所以把一辈子的心血奉献给苏俄歌曲,不仅是因为感情,更因为苏俄歌曲中深厚的文化底蕴。
“苏俄歌曲中有一种‘伤感’情调。”薛范说,但这种伤感不是颓废,不是消沉,它很容易使人产生共鸣。苏俄歌曲取材宽泛,健康向上。它歌颂祖国,歌颂家乡,歌颂劳动者;它关注人类命运,反对战争,反对强暴。苏俄歌曲“深入浅出”,它建立在古典音乐和传统音乐基础上,旋律顺畅,节奏清晰,适合群众演唱。它把严肃的政论力量、崇高的英雄激情及个人的情感体验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歌曲既有昂扬的感情色彩,又有浪漫的艺术风格。薛范说:“再看我们现在的一些歌曲,除了抽象的爱情以外,还有什么?那些勤勤恳恳的普通劳动者,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早从我们的歌曲中消失了。”
薛范进一步介绍:其实苏俄歌曲在中国的影响,不是始于新中国成立后,而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伏尔加纤夫曲》应该是最早的,聂耳1934年创作的《大路歌》,明显受其影响。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许多苏联歌曲被重新填词在中国苏区传唱。到了上世纪40年代,《卡秋莎》、《祖国进行曲》、《快乐的人们》等苏联歌曲被翻译到中国来。很多人唱着这些歌,愉快地走上战场,投身革命。所以,苏俄歌曲给予中国人的不仅仅是歌曲,还有价值观、人生观等等。
优美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仍在屋内回响。薛范说:“现在,中俄两国文化交流,还没恢复到上世纪50年代的水平。这个水平,不是由政府号召才能达到的。它需要民众间的交流,而歌曲是最易被群众接受的一种形式。”薛范忧心的是:歌曲翻译后继无人。苏俄歌曲唱来唱去都是老的,新歌太少。
薛范居住的地区,将要拆迁了。他淡淡地说:“我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不然的话,这个家要搬,我也搬不动了。”薛范年过七旬了。过着平凡的生活,拥有一颗平常心。处尊不惊,处惊不变,处变不乱,这就是今天的薛范。(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 （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