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地处中原。在先秦时期，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中原文化以其特异的光彩向四周辐射。这以后，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华文明的中心地带。南宋之后，由于战乱频仍，文化南移，中原文化才日渐萧条、没落。从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开始，在中华文明转型、新文学兴起之后，历经几十年发展，从徐玉诺、冯沅君开始，历经师陀、
在百年河南新文学的历程中，上个世纪初期河南文学初创期的萧条与80、90年代的繁盛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由于中原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的熏陶，在这些河南作家的创作中，都有一条中原文化精神的主线贯穿其中，也就造就了当代河南作家创作的几大形态。
首先，对苦难的描述以及从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反抗精神，成为当代河南文学的一个主要形态。20世纪的河南充满了忧患与灾难，这样，苦难就成了河南作家笔下的永恒母题。五四时期，河南白话文学第一人徐玉诺是以诗歌享誉文坛的，但是，从他发表的有限数量的小说来看，他对于苦难的描写和审视有着强烈的自觉意识。此外，与徐玉诺同期的冯沅君、尚钺，以及之后的师陀、姚雪垠等，都对苦难有着鲜明的表述和批判。解放后，河南作家仍然以他们执著的眼光，发现、寻找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种种苦难，并给予愤激的表现。张一弓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一直被文学评论者当作伤痕文学或者反思文学。但是，如果抛开所有的政治背景，我们不难发现，张一弓不过是写了一个关于苦难的故事：自然的苦难――灾荒；社会的苦难――左倾政治的重压；然后是人在苦难中的生活以及面对苦难的反应。对苦难的反抗和挑战是如此深刻地蕴含在中原作家的灵魂之中，以至于有些作家在书写苦难和书写对苦难反抗的时候，甚至都要情不自禁地直接发表言论：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就直接对大灾荒年代里敢于领头到地主家明火执仗地滋事的毋得安予以了热情肯定。面对苦难的反抗，不仅仅有如同李铜钟、毋得安那样直接的强硬的抗争，事实上，在河南作家笔下，这种反抗，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默默的反抗――承受，通过承受苦难来反抗苦难。这种源自生命本能的承受苦难的坚韧也为作家们所关注。李佩甫常常以此作为小说的某种主题。在他的小说中，乡民们在命运的沉重压迫下生活极为艰难，而且还常常遭受着意想不到的厄运。但是，即使在最难以承受的时刻，他们身上也会迸发出令人难以想象的忍耐力。比如《红蚂蚱绿蚂蚱》中的德运舅在新婚之夜新媳妇上吊后，似乎一下子被压成“呆子一个”，一声不吭地连着躺了七天七夜，但是第八天，他又背着老镢一如既往地下地了。这种源自生命本能的承受艰辛的坚韧，成为了中原民众抗击苦难的最普通的方式。
其次，对中原文化的反思，也成为贯穿当代河南文学的一条主要文学形态。现代阶段的河南作家中，较早系统地对中原文化进行反思的是师陀。他的《果园城记》对中原文明的惰性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批判。在当代，李?的《黄河东流去》通过春义和凤英的婚变，也通过中原乡土文明在现代商业文明冲击下的崩溃，表现了对中原文明的批判。进入新时期以来，作家以前所未有的理论自觉性，开始更加认真地反思中原乡土文明的利弊，对中原乡土文明进行系统地批判。河南当代作家对中原文明的批判，首先指向的是在长期政治文化奴役下形成的奴性。长期的极左政治，使得农民逐渐自觉放弃了自己的主体性，而把自己置于“官”的奴隶这个位置上，由于中原古代政治文化的发达，这样一种奴性人格，在中原乡村最为常见。河南作家有意识地对这样一种奴性人格，以及隐藏在其后的形成原因进行了批判探讨。在这方面，河南作家乔典运、刘震云都表现得非常地深刻。
最后，浓郁强烈的乡土意识和乡土形态是当代河南文学最为明显的外在形态特征。关于河南人，人们一个常见的看法是“土气”。这种“土气”显然其来有自。在河南作家的创作中，我们也分明可以嗅到浓郁的泥土芳香。整个20世纪的河南白话文学，几乎都可以和乡土扯上关系，或者说，乡土描写成为几乎每一个河南作家绕不开的主题。从较早的河南作家徐玉诺、冯沅君、尚钺、苏金伞等人开始，乡土主题就成为了贯穿河南作家百年创作的一个永恒主题。接着，师陀、姚雪垠以及当代出现的作家如李?、乔典运、张一弓、张宇、李佩甫等等，都是以写乡土见长的作家。甚至一些在年龄很小时候就走出了河南，旅居外地的河南籍作家，例如刘震云、周大新、阎连科等人，他们的笔下，也脱不了中原的山山水水、乡土人情。事实上，这些作家的代表作品，往往都是对这些作家熟悉的中原区域文化的一次展览，如刘震云笔下的豫北乡民的生活，阎连科的耙耧山故事，周大新的豫西南盆地系列，刘庆邦的豫东乡土风情等等，无不如此。这也是我们将其作为中原作家进行研究的原因，而并不仅仅因为他们是河南籍。河南作家的乡土意识并不仅仅表现在文学题材上，事实上，在他们的作品中已经形成了一种乡土韵味，“乡土”已经成为他们写作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评论家王鸿生曾经指出，对于出生地的关注是豫籍作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评论家孙荪更是对于河南作家的乡土情结做过一个比喻：外地作家比作品时，常常是比“衣服”，即比手法，而豫籍作家比作品一直是“脱光了衣服比肉”，这个“肉”的重要内容就是乡土（孙荪：《文学豫军论》，见刘增杰、王文金主编《精神中原――20世纪河南文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这话说得似乎不太雅，但是，却形象地表明了中原文学与乡土之间的紧密联系。或许，在河南作家看来，乡土就是他们的根。
中原文学形态并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学形态，它的出现，是和中原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紧密相关的。相对于全国其他文化地区，中原文明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长期处于封建王朝直接的统治之下。由于中原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把都城设在河南的就有汉朝、宋朝等多家皇朝。即便明清两朝把国都设在了北京，距离河南也并不是太远。长期在帝都下的生存，就直接养成了内陆的奴性人格――在封建王朝的愚民政策下，愚民政策是一种长期的国策。作家张宇曾经不无痛心地说过河南人的两大病灶：一曰唯上，二曰跟风。这其实就是奴性人格的一种表现；其次是，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中原，又由于有黄河的不断泛滥，造成几百年来天灾人祸不断，使得中原民众生存艰难，这样，抗击苦难成为中原文明的一个重要精神；第三是中原以其中华文明发源地的地位，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农耕文明气质，这样就使河南在当今的文明转型中显得滞后，也就显得土气。正是在这样一种中原文化精神的背景下，中原作家们以他们略显土气的笔调，书写着一种沉重的文化精神，表现着对苦难的反抗和对自身精神惰性的批判。可以说，中原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形成了中原独特的人文精神。也正是在这样的中原文化精神影响下，才孕育了当代光辉灿烂的河南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