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先生是一位以人格魅力和学术建树赢得学界敬佩并享誉海外的著名学者。偶然的机缘和工作的性质，使我认识了这位受人尊敬的学术前辈。
对傅先生的敬慕始于1979年初春。那时，
1999年5月下旬，在浙江新昌召开的《〈李白与天姥〉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傅先生，得以当面聆教。会议期间，先生不仅对我提交的论文《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构思与创新》鼓励有加，而且把自己手头的《黄庭坚研究论文集》送给了我，鼓励我继续深入开展研究。
2002年，拙著《黄庭坚与宋代文化》付梓，先生不仅精心审读了全部书稿，撰写了三千多字的《序》，而且还以《黄庭坚文化现象的历史启示》为题，撰写书评在《光明日报》刊出。这让我在备受感动的同时，再次深切地感受到了先生真诚扶植后学的热情，感受到了先生对学术研究之时代脉搏和发展态势的准确把握。
我与傅先生直接的接触和深入的交流并不算很多，而更多的是从先生的文章著述中、从学界同好的交流中了解到先生的人品和文品。让我感受最深的是傅先生在学术活动中表现出的“斯文自任”的使命意识、文化建设的国家意识和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
“斯文自任”是古代华夏学人传承千载的优良传统。“斯文”与“学术”密不可分。前人讲“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对于文化建设、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作用巨大。正因如此，很多志向高远的学人往往都试图通过“斯文自任”的途径，实现经世济世的报国理想和奉献社会的个人价值。傅璇琮先生可以说是当代学人发扬光大这一优秀传统的典型代表。他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和条件下，都把研究当事业，视学术为生命，把全部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学术活动中，表现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先生认为：“中国学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发扬光大我们自身的学术传统，向世界展示中国学术的优势，为世界学术做出贡献。”（陈良运《周易与中国文学・序》）他称扬学术大师陈寅恪关于“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的观点（《理性考索所得的愉悦》）；赞誉顾颉刚先生在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特殊背景下欣然接受翻译《尚书》的任务，“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自己民族文化高尚的责任感和理性的使命感”（《启示》）。先生乐于奉献而不求回报，他“相信庄子的话：‘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坎坷的经历与纯真的追求》），执著于学术事业而又淡泊名利，明确表示“我们许多古典文学的研究者是准备献身于我们所从事的这一项事业的”（《“岂无他好，乐是幽居”》）。这些都反映出先生事业上入世入俗而思想上超世脱俗的不凡境界。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根本，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设的最高层次是学术研究，献身于学术研究，就是献身于国家的文化建设，也是具有强烈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怀的具体表现。傅先生正是站在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高度来认识学术发展的意义，并通过扎扎实实的努力工作来推动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的。他在中华书局组织策划和出版了一大批学术品位高、社会影响大的著作；在担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秘书长、副组长职务期间，积极策划和推动古代典籍的整理，并担任《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主任。他与任继愈先生一起担任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的编纂委员会主任，与顾廷龙先生一起主编了1800多册的《续修四库全书》；他策划并组织撰写《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这一收入2000多种典籍的大型图书；他参与主编了72巨册4000多万字的《全宋诗》―――所有这些，都是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工程。
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创新更是学术研究的灵魂。傅先生一方面积极呼吁“力求务实创新，切忌急功近利”，大力倡导新学风;一方面躬行实践，努力探索学术创新的路子和规律。先生认为，“就科学的意义上说，研究客体是无所谓重要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研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突破与创新的程度”（《一种开拓的胸怀》）。先生早在1991年就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显示出全球的视野和前瞻的眼光。他与蒋寅同志共同承担的200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古代文学通论》，组织了全国近六十所高校及科研单位的120多位专家学者，历时四年，形成了300多万字的成果。而这项成果则“是多角度地宏观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尝试，同时也是一项跨学科的综合性的学术探索”（《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总序》），极具开创性和建设性意义。先生认为，“我们民族的学术发展必将应上古代学人的一句名言：日新之谓盛德”（《从一本书看一种学风》），对学术创新充满了信心。所有这些，对于当前的学风建设，无疑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图片为近期出版的《傅璇琮学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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