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晚饭,赶在静园之前又去了趟“景山”――北京人都这么习惯地称呼位于紫禁城对面的这座公园,就像同样称呼北海公园为“北海”一样。从东门进去,逆时针绕山一周。天色已黑,夜凉如水,几乎没有什么人了。走近“崇祯自缢处”,却是黑压压的一大片游客,人头攒动,嘈嘈切切,摄影机的灯光此起彼伏地闪烁.声音沙哑的女导游在
“那棵树在哪儿呢?”一位男游客迫不及待地大声询问。导游回答很干脆:“‘文化大革命’期间,让红卫兵给拔掉了!”
然而前几天路过这里的时候,听另一位导游回答同一个问题,却是截然相反的。他指着那棵大槐树,有鼻子有眼地说:“喏!就是在这棵树上吊死的!你们看见没有,树上不是有个‘歪脖’吗?上吊的绳子就是系在那上面的。”“这么高,怎么够得着呀?”一位细心的女游客问道。这个问题没难住导游,他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你也不想想,几百年了,树长大了,长高了。当年崇祯皇帝那个儿合合适适的。”赢得一片信服的笑声。
实际上这两位导游的解说都是错误的。唉！历史！这才不到60年,这点小事已经面目全非了,“以讹传讹”,让后人怎么弄得清楚呢?
从解放初期到现在,我一直工作和生活在景山附近,曾目睹“古槐”的变迁及其说明文字尊贬详略的反复修改――这可以说是政治气候的晴雨表。
记得我第一次去景山公园是在1955年夏天,东墙外一片马缨花正盛开,非常漂亮,生机勃勃。进得门去,一墙之隔,冷清、肃杀,仿佛是另一个世界。慕名直奔“古槐”,与其说是“一棵”,不如说是“半棵”,像雷劈过似的,“半棵”的一部分也只剩下老树皮了,稀稀疏疏的枝叶仿佛只长在树皮上。其说明文字还比较客观和详细,称崇祯帝“见大势已去,自缢于此”。虽是“古
槐”,也不敢断定就是明末那棵。四周无一人,我独自在树下徘徊良久。那时我虽然已经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启蒙教育,但毕竟还未能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对待一切事物。坦白地说,我当时既没有想李自成,也没有想崇祯,而只是莫名其妙地想起唐代诗人陈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句,慨叹人生短暂,宇宙无穷。
大概是1956年的隆冬,或者是1957年的“早春天气”,一位著名诗人来过这里,回去以后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景山古槐》,可见那时“古槐”还在。
1957年的“风暴”过去以后,“古槐”的说明文字,理所当然地作了修改:一是在“崇祯”后面加括注“朱由检”;二是改“自缢”为“吊死”。
上世纪60年代,“古槐”枯死了,补种了一棵小槐树,大概水土不服,半死不活的,老长不大。后来文化部被批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古槐”的说明文字中“崇祯”被去掉了,直呼其名为“朱由检”。
1966年初,“山雨欲来风满楼”。“古槐”的说明牌被换掉了,一块长不过二尺,宽不过三寸的白木板上,歪歪斜斜地写着“朱由检吊死处”,显然不是专业工作者的手笔。但那棵半死不活、老长不大的小槐树还在,这一改动的思想逻辑是:朱由检虽然是自杀的,但显然迫于农民起义军兵临城下的强大压力,所以这是人民的胜利。这棵象征性的“古槐”,是朱由检的耻辱柱,是人民胜利的纪念碑。
不久,景山大门关闭,直到10年以后,才重新对中外游客开放。第一件事就是换树立牌。换树那天,我碰巧路过,“恭逢其盛”:那是从别处移来的一棵盛年期的大槐树,碗口粗细,很挺拔,高约两米,两米以上部分被锯掉了,锯口处有个天然的“歪脖”,“伤口”还在渗液。树是连根带泥运来的,根部捆着草绳。工人们用三根大杉木做成一个支架,放上滑轮和铁链,小心翼翼地把树垂直起吊,稳稳地“栽”入事前挖好的坑里,填土、踩实、浇水,我目睹了全过程。
几天以后,我高兴地见到一块崭新的、金光闪闪的说明牌,用的是中、英两种文字。那上面,久违了的“崇祯帝”回来了,“朱由检”走了。最后一句是“自缢在此处的槐树上”。我很欣赏这句话,既说明了他吊死的地点和树,又不实指为“这棵槐树上”。这句话一直延用至今,如果那位导游细读一下说明文字,就不会错把“今槐”作“古槐”了。
□史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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