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30年来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和关键抉择，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觉醒。这一觉醒开创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新时期、新局面，也带来了学术研究领域的繁荣与发展。30年来，随着整个民族进
改革开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近代史学界对文革前就已是“热门”并有相当多研究的领域，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许多领域开始了新一轮的实证性研究；与此同时，近代史学界加强了对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等过去比较薄弱领域的研究；还在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军事史、外交史等专史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并开辟了关于近代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以及中国近代化史等新领域的研究。这些新领域虽然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但在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发展迅速，成就显著，有些新课题甚至后来居上，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热点。传统的政治史研究领域出现了多种意见争鸣的活跃局面，而以前被忽视或被认为是禁区的经济史、社会史等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令人瞩目且朝气蓬勃的发展：优秀学人迅速涌现，创新成果大批诞生，真正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1981年2月，刘大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的文章，提出从近代史研究中“最薄弱、最繁难、而又最重要的内容”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的角度寻找突破口的主张。此后不久，以《历史研究》编辑部等为首，也在“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题目下发起了关于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倡议。这是经济史与社会史成为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两个最令人瞩目和最富活力的研究方向的重要契机。其实，中国近代经济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繁荣并不是单纯学术发展的表现，而是改革开放后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社会的迫切需求。我们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自然需要从中国近代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研究领域入手，寻找答案。
80年代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从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转移到与现代化有关的问题上。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由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实现现代化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被突出地提了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迫切需要从近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角度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加以重新审视，它包括对近代中国各个领域现代化进程的经验的具体考察、对各种现代化理论和思想的总结、对中外现代化道路的综合比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各种政治派别对近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及制度、方针、政策和实施模式等方面的作用与影响的评价与分析等等。
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复兴，也是在改革开放形势的鼓舞下，伴随国外社会史理论的引入以及中国社会史的复兴与重建，特别是在对旧有研究模式的反思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开展社会史研究不仅适应了学术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社会史复兴之初的主要目标是“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其涵义包括研究重心的三个方面的转向：一是从精英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通过对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探讨揭示出导致“英雄”辈出的社会内容；二是将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关注与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相关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内容；三是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从历史的纵向探索中为现实的社会问题的化解提供历史借鉴。在近代社会史研究成果的推动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理念、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简单化、教条化的“革命史”和“阶级斗争史”模式己经被突破，使中国近代史的内容获得了重新建构的新的知识体系；并由此丰富、深化、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内容。这应该是具有时代性的变化。
改革开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思想活跃
改革开放初期，以真理标准讨论为代表的思想解放运动对长期盛行的“左”的思想进行了深刻反思，带来了精神潜能的释放，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复兴作了准备，也成为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的契机。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史学工作者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增添了追求真理的勇气，这是近代史研究取得突破和拥有活力的重要条件。在列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的繁荣局面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繁荣是与思想解放带来的近代史研究中的思想活跃密不可分的。
诞生在民族民主革命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从20世纪40年代就基于中国近代社会两个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判断，初步确立了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的理论体系。新中国建立后，老一代历史学家结合自己的革命经历，进一步将阶级斗争的线索归纳为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运动高潮，用“革命史体系”叙述帝国主义企图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和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由于这是一种能够合理阐释近代中国的历史过程又与时代精神极其吻合的理论“范式”，而且对于革命政党具有很强的资治功能，所以是革命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框架的基础。即使在革命取得成功后的初期阶段，这一理论“范式”的阐释功能仍在继续。改革开放开始后，以民族解放为目标的革命追求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努力所取代；憧憬未来的浪漫激情被对世界先进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冷静观察所替代。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的社会转型，时代精神随之发生了改变。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主要的社会运动从原来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转为实现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与进步的四个现代化的努力；以前被激烈的阶级斗争所掩盖的新旧生产方式的矛盾和现代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矛盾被突出出来。由于实现社会的“现代化”成为主要的目标，开始有人提出从现代化的视角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主张，而对历史评价的关注比研究具体问题更能触及学术发展的方向问题，并能够凸显近代史在整个社会实践中的位置。这一主张逐渐从理论上被加以系统化，形成被称为“现代化范式”的学派。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也同时出现了用“革命史范式”还是用“现代化范式”加以分析阐释的讨论与争鸣。
其实，上述两种“范式”之所以产生争论，与对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化历程”与“革命历程”孰轻孰重的判断有紧密联系。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孰轻孰重的判断并非产生于主观性的政治立场的动摇，而是源于客观的时代变化。从鸦片战争开始后的10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思想及社会变迁，无不与“革命历程”密切相关，革命进程、革命事业是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基本趋势的根本因素，是规定社会本质内容的基本因素。人们对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予以更多的关注是完全必要的、十分合理的。只有抓住了这一基本线索，才能够顺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包括居于“革命历程”之外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改良运动、北洋军阀、资产阶级等历史真相。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不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也是十分注意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后，重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重要性，即重视“现代化历程”的必要性，则成为时代的要求。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这一命题同样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从现代化视角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抓住这个中心主题进行分析，带动对其他问题的研究，就可以探索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真相，全面把握历史过程中的复杂线索。
从近代化、现代化的角度关注中国社会，与从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在理论架构方面虽然有所不同，但两者并不是对立与排斥的关系。实际上，正如胡绳先生指出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都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很有意义。”（《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只是在战争年代，人们还不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世界大变革的总进程中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动，所以就没有可能提出以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中轴的发展观的理论架构。但改革开放以来，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为参照，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重新给予历史定位,从新的视角对中国近代史进行研究,显然已成为时代发展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理论“范式”的讨论虽然曾经十分活跃，但没有发生以前出现过的“一扬一抑”或“非此即彼”的结果，因为两种“范式”都没有否认对方存在的价值：用现代化范式研究中国近代追求近现代化的过程固然重要，但是，至少从目前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来看，还不能完全取代以革命史范式对中国近代革命里程的研究，不能代替整个近代史。反之亦然。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探索和不同“范式”的争论，不仅是社会转型的产物，而且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的纷繁复杂、丰富多彩的实际状况，提醒人们通过不同的视角观察近代中国的历史，从而避免偏颇或误差。不同学术流派的讨论只是发现了自身的缺陷和纠正了对方的偏颇和不足。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多元并存的状态，是思想活跃的直接结果，对于拓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对于近代史研究中理论思维的深入具有积极意义，推动了学术界的思想解放，深化了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思维。
值得注意的是，“范式”是具有一定价值取向的理论框架，所以需要将“范式”的讨论加以一定的学术限制，否则就会产生与思想活跃相反的结果。譬如，以“革命史范式”阐述中国近代革命斗争的历史，也需要注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要避免使我们的研究对象过于片面，研究方法过于单一，要防范研究思维绝对化和研究理论教条化的倾向。而以“现代化范式”阐述社会变革的过程也需要十分注意，因为现代化的理论从某种程度上是被引进的理论，是在西方的学术话语系统中被磨练得相对纯熟的理论。如果照搬这一理论，把中国仅仅看做是普遍化的西方历史在东方的特殊范例，就容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走到“告别革命”的道路上去。连西方的理论界对现代化理论的局限都有所警觉，他们对基于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理论的普遍性提出了怀疑，有人甚至认为那是与宣扬英美式的自由民主政体和美国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理论。这些动向对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的深入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思想活跃，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改革开放与中外历史学界的对话
改革开放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意义，还特别体现在开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世界、开始中外历史学界对话的新时期。
近代以来，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一直存在从中国看世界和从世界看中国的两个角度。从林则徐和魏源那一代人的“睁眼看世界”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了对世界的观察，稍后开始了中外学者间的交流与对话，而改革开放则大大促进了中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从理论上说，这种交流与对话对于确立以世界为背景思考中国的视角，摒弃或盲从或封闭的文化心态，积极引进海外中国学的优秀成果，进而促进传统的历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唯物史观相结合，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中外学者之间的交流过程是曲折的，不平坦的。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学者能否在研究中国自身历史的过程中保持主体意识，对国外历史学界的观点做出积极的学术回应。坚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在历史学领域发挥主导地位与主流影响，始终是中国学者所肩负的重要任务。
而另一方面，关注跨学科研究和并不缺乏中国近代史资料的外国学者则从世界看中国的角度确实也得出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如果说19世纪的“中国热”是出于对“东方睡狮”的好奇，20世纪的“中国热”是出于窥探冷战中被封锁的中国的内幕，那么，国际历史学界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关注，则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和更积极的作用而不断升温。国外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给中国学者以启示，同时也提出了挑战。有的外国学者在吸收中心地学说、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等级――规模学说及许多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集市体系理论和区域体系理论对中国的乡村社会与中国的城市化进行研究，解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状况，提出了分析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中国经济的模式。还有些外国学者从传统的朝贡体系与近代的条约外交体系的矛盾角度对中国近代史乃至东亚的近代史进行考察，从地域与时间的差别的角度看东亚受到外来压力的情况，强调东亚史的内在性和构造、基础的连续性，注重思考东亚各国在国际秩序重新组合过程中包括政府层面及知识分子与民众层面的相互影响，认为来自亚洲的冲击应比西洋的冲击更受重视。
上述从世界看中国的角度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其积极意义在于促使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建立理论框架的意义和意识到实证研究方面的“缺口”。为什么外国学者针对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能够大胆提出某些理论或模式，而且并没有太多的顾虑，而中国学者提出理论或模式则比较谨慎呢？在一些学者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引进这种从世界看中国的理论包括模式作为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的理论工具。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注重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建立社会发展研究的区域体系理论，并注重寻求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法，应当说与这一影响不无关系。这就是80年代的中国敞开国门，中国近代史研究也面向国际历史学界与国外学者切磋交流的过程中的实际情况。西方史学理论相继被介绍到国内来，促进了80年代的理论热，对以唯物史观为基本原理的理论挑战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当然也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理论建设发展的契机。
在经历了90年代相对扎实的实证性研究阶段后，国内学者发现，运用国外学者提出的模式或者理论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之际，其实还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如有的模式其实与历史实际并不完全相符，至少需要通过实证研究对其结论进行修正；有的理论在提出的时候有史料运用不当和数据统计误差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在使用大量的历史资料或具体事例进行研究之后才能够发现。外国学者由于对中国的历史资料的充分利用的数量与条件有限，第一手材料严重不足，所以主要是将其模式或理论建立在较繁琐的理论推衍或逻辑推理上。但即使是在理性层面，其理论来源及该模式或理论本身的某些研究方法也值得质疑，所以那些模式或理论与中国历史的实际是有偏差的。而在使用历史资料或文献方面，中国学者当然比外国学者更加得心应手。这一现象引起了学者关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的讨论。在经历了80年代对西方的学术成果的大量介绍、引进和学习之后，特别是在接受了盲目引进西方理论的教训后，关于学术研究的自主性与本土化的话题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当社会越来越面对那些复杂而深层的难题的时候，当人们越来越迫切地需要破解难题的具有较高解释力理论的时候，唯物史观则越来越展示出强大的功能。
当前，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对话十分活跃，学者层面的交流和政府主导的共同研究日趋频繁。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共同研究已经远远超出改革开放初期追随外来学术理论的“知识移植”层面，也不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现象，而是在保持自身“知识系统”正当性的前提下的平等的学术对话。中外学者都在共同思考超越本国的历史视角，建立面向未来和更宽视界的历史认识。在频繁的国际史学交流过程中，中国学者将在保持主体意识的前提下对国际社会的种种观点做出积极的学术回应，发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与主流影响。我们相信，新一轮的中外历史学者的对话将进一步深化人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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