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让我切身感受最深的,就是科研体制的变化。
以前我们总是等题目,看国家交给我们什么任务。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急需一种金属材
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后,国家划拨的科研经费逐年递减。原来我们常开玩笑说,老所长李薰先生到院部桌子拍一拍、棍子戳一戳,科研经费就来了。现在这条路走不通了,多少让我们这些习惯计划经济体制的人感到无所适从。当时,很多研究机构片面地理解“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含义,简单地放科研人员个人下去办公司,导致研究力量分解涣散。我们所的同志经过研讨得出结论,金属所不能走这条路,必须依靠集体力量争取科研项目。我们陆续争取到了国家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和世界银行的贷款,稳定了队伍。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我们知道国家一些重大项目都要完全依赖进口,觉得不能把自己局限在军工领域,必须拓宽渠道,多和企业接触,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顶替进口,引领企业的发展。这才是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2002年,我们以计算机模拟技术为突破口,同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签署协议,合作开发生产大型铸钢支承辊。经过3年的努力,我们终于成功了,后来发展为“可视化铸锻技术”。如今,这项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大型船用曲轴、三峡水轮机转轮部分铸件、核电的反应堆压力容器等关键部件的铸造和锻造,推动了我国铸锻业的跨越式发展。
进入新世纪,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我在我的工作中也深切地体会到,虽然存在风险,但只有把科研同企业需求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做到产学研的无缝对接。因为只有企业了解市场,知道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很多技术研发也必须有企业支持,才能获得足够的资金。而对我们来讲必须有足够的知识积累和不断地学习,急企业之所急,才能解决困难解决实际问题,而能够满足国家需求,就是最大的成就感。
(讲述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本报记者毕玉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