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纳忠先生

本文作者与纳忠先生（右）在一起。（资料照片）

不觉中纳忠先生离开我们快两年了，那年先生99岁。现在每每散步在北外的林荫小道，总会幻想不远

我和纳忠先生相识几十年，住所很近，院和院只是一墙相隔，平时见面的机会自然很多，相近的研究领域使我们更是有许多便利的条件见面，这些使我学术研究上受益匪浅。先生和我有傍晚散步的习惯，不时我们在各自的院中相遇，时不时还会碰到相识几十年的史学大家吴文藻冰心夫妇，偶尔还会和国学大师季羡林见面三米以外先鞠躬，称之为于喇嘛的中国研究藏传佛教第一人――于道泉先生聊上一会儿。纳忠先生是蜚声海外的研究阿拉伯文化史的学术大家，一生淡泊，潜心作学问，正是由于这一点，先生的大名还不被许多人所熟悉。今年是先生的百年诞辰，想起先生的一生，写下下面的文字，或多或少地让人们了解纳忠先生。

纳忠，字子嘉，1909年生于云南通海纳家营。年仅20岁时云南《清真铎报》创刊，那时的纳忠就开始负责这本刊物的编辑工作，拟定办报宗旨、发展方向，嘉言鸿论，展露才华。22岁和马坚（北大知名教授）等人被保送至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1932年夏天，我国健儿潘德明骑单车周游世界，到达埃及开罗时，纳忠慕其鹏程之志，佩其无畏精神，为其筹集路资，题赠“为病夫雪耻辱，替民族增光荣”。1936年夏，经过数年苦读，纳忠获爱资哈尔大学“学者证书”。1938年10月，纳忠参加了在埃及举行的保卫巴勒斯坦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用流利的阿拉伯语演说，受到与会者的震惊和欢迎。转年他和马坚等组成中国留埃学生朝?团，到麦加朝?揭露日伪派去的朝?团，维护我国抗日严正立场，取得成功。1940年7月，纳忠以优异的成绩学成归国。

纳忠辗转回到家乡昆明的时候，早纳忠一年回国的马坚已赴上海和哈德成等译《古兰经》，马坚和时在昆明的白寿彝恢复的《清真铎报》正准备出新3号。新3号有一篇《编辑室谈话》，说：“本刊正需求富于学识经验的人来切实负责的当儿，子嘉先生安抵昆明，本刊前途非常乐观”。纳忠接手编辑《清真铎报》，由于日机轰炸频频，未能正常出版。马坚于1939年回国后与人努力恢复了停办已久的明德中学，亦由于日机轰炸不能正常上课，纳忠与人将学校迁至昆明东百余里的老猴街继续教学，艰辛备尝。

1942年，明德中学迁回昆明，年底，纳忠应邀到重庆中央大学执教，先于纳忠到达重庆的白寿彝和已在中央大学任教的顾颉刚领纳忠报到。不久，纳忠和白寿彝同时得到中央大学教授聘书。纳忠多次在友人面前自豪地说：“我和白先生，同年、同月、同日，在同一座房子里，得到中大教授聘书。当时顾颉刚在场。”纳忠在中央大学历史系、边疆政治系讲授外国史和阿拉伯历史文化，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昆明，1947年1月仍作为中央大学教授，到已迁回南京的中央大学执教半年。1947年7月他回昆明，受聘到云南大学执教，1958年8月奉调北京外交学院执教，1962年转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任阿拉伯语系主任，1981年起任博士生导师，主持阿拉伯语教学，讲授阿拉伯历史文化，在此执教到终年。

纳忠的学术译著活动，早在留学埃及时即已开始。1933年他译就的《伊斯兰教》（上），由同居一室的马坚为之作序，1935年由北平成达师范出版。1936年他又完成《回教与阿拉伯文明》一书的翻译，3月6日写序。当时中国已处于全面抗日战争前夜，身在国外的纳忠关心祖国，在序中说：“现在的中国，已走上千钧一发，生死关头的阶段，非整个的中华民族开诚团结，万众一心，不易突破当前的难关。”“在此国家垂亡之秋，我们觉得谋完全解除汉、回的隔膜，乃是当前之急务。”译稿寄往上海，因“八・一三”抗战爆发未能出版。纳忠写的序连同译的该书目录，1937年由北平《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10期以《〈回教与阿拉伯文明〉序目》为题刊出。1937年，纳忠在埃及还译完《黎明时期回教学术思想史》，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1937年至1940年回国这段时间，纳忠还翻译了《近午时期回教学术思想史》、《穆罕默德传》、《回教政治史》三书，译稿约百万字。由于当时国内战争，没寄回国内谋求出版。1940年回国时路途丢失，成终生遗憾。

纳忠的第一部大型学术著作，是《回教诸国文化史》，1948年出版于云南。该书是纳忠在中央大学授课的讲稿。他在该书《自序》中说：“全书三十九章，五十余万言。因为印刷困难及成本太高的缘故，临时删去九章。又因为排印西文不便，删去注释及人名地名中的西文原文。共计删去十余万言，全书仅留四十余万言。”《回教诸国文化史》最后出版时为30章，40余万字，在当时，仍不失为研究回教文化史的一部大作。

在《自序》中，纳忠还谈到《回教与阿拉伯文明》一书译稿的曲折经历。译稿曾请顾颉刚先生作序，“七七”事变后顾颉刚离开北平，未能作序，书亦未能出。但顾颉刚先生一直将书稿带在身边，从西北到西南，在战乱年代妥为保存。1942年纳忠到达重庆，顾颉刚将译稿从箱子中找出交白寿彝，由白寿彝转纳忠。纳忠对顾颉刚负责认真、提携后进的精神，深表敬佩。顾颉刚和白寿彝都建议纳忠将《回教与阿拉伯文明》译稿整理出版，考虑到自己计划写回教文化史，纳忠“决定不让它出版”。

1947年7月，纳忠应聘到云南大学执教，在历史系开设阿拉伯史专业课。1958年奉调北京。到达北京后赴外交学院执教，他早年翻译的《黎明时期回教学术思想史》，更名《阿拉伯文化的黎明时期》，年底由商务印书馆再出版，以适应高等学校教学的需要。1963年，纳忠专作《埃及近现代简史》，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此书还有阿拉伯文本。

纳忠的代表著作和译作，是上下册的《阿拉伯通史》和八册本《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阿拉伯通史》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1997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上册，1999年初出下册。上下册均为43万余字，全书87万余字，附彩图30幅，黑白图片、地图30余幅，以及年表、参考书目等，与马坚译的《阿拉伯通史》上下册相得益彰，成为我国阿拉伯史学界的译著丰碑。

八册本《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1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于1982年。纳忠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译者序言中说：我将自己的旧译《阿拉伯文化的黎明时期》，据1964年该书九版重译，并根据原著副标题，改名《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黎明时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以下各册，如“近午时期”、“正午时期”等，由纳忠学生翻译，纳忠审校，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纳忠辞世前，全部八册出齐，共200万字，是纳忠对阿拉伯历史文化的又一重大贡献。

1993年，纳忠主撰的《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世界文化丛书”的一种，得到学术界好评。

他还是我国第一位阿拉伯历史文化专业的博士生导师，最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招收该专业博士生。1993年，由于他长期从事阿拉伯语教学以及教学的伟绩，获得我国首届阿拉伯语教学杰出贡献奖。纳忠主编有《阿拉伯语》教材10册，《阿拉伯语基础语法》4册，对我国阿拉伯语教学产生广泛影响。2001年，纳忠以其对阿拉伯历史文化的巨大贡献，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沙迦阿拉伯文化奖”，是我国阿拉伯语学界学者获得的最高奖项。

（本文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著名民族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