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眼中的中国:仿造之外的中国之我见》的作者奥多・考波。
目前,西方国家介绍、评论中国的书籍并不算少,但能冲破舆论禁锢和持有客观立场的作品寥寥无几,瑞士洛桑大学文
西方社会至今仍存“冷战意识”
奥多毕业于洛桑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他曾较长时期生活在中国,担任过多所中国学校的外语老师。通过与中国各层人士的接触,他熟知中国普通民众所思所想。最初,他研究中国的兴趣仅限于教育层面,后逐步扩大到其他领域,特别是西方媒体曾格外关注的热点问题。
通过调查奥多发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炒作“背后有因”,特别是“北京奥运”之前集中污蔑性报道中国的情形令他甚为失望和担忧。向西方民众展示一个“不一样的中国”是他动笔写书的最大缘由。另外,他还在闲暇之余通过博客介绍中国。他以“彩虹”为名的博客世界成为各界人士求解中国问题的场所。
奥多的新作长达12万字,收纳了21个涉及中国的热点问题。该书观点和语言客观、鲜明,更多地使用了“世界银行”、“联合国相关机构”等第三方数据,采用纵横比较等手法向西方民众展示中国发展过程。同时,该书也毫无掩饰地指出了西方社会至今仍存“冷战意识”,着重揭露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不实报道。
西方的人权概念“被截肢一半”
该书“前言”开门见山地指出,“在世界另一尽头,有一个现实存在的中国,但在我们世界里却存在一个被勾画的中国,这种勾画性的创造旨在满足我们的‘害怕’心理。”“许多西方记者笔下总是带有西方文化传统的偏见,这些人总把自己标榜为维护受压制民众利益的保护者。”“为正确理解发展的中国,西方应该具有更加开放的精神,更要深入了解中国人的向往,否则就有向世界强加西方价值之嫌。”作者认为,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不是一个容易研究透的国家,并提醒西方要允许别国按照联合国宪章内容来践行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过程。
鉴于西方媒体的宣传,西方民众对中国政治制度极不了解,该书涉及此领域篇幅较多,并以“中国人受压制吗?”“中国民众如何理解人权?”“民族主义意味着危险吗?”“中国人对领袖毛泽东如何看?”“中国政治制度模式适合其他国家吗?”等问题展开进行论述。
《世界人权宣言》于1948年12月10日在联大得以通过,国际社会随后推出了《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书认为,“据此出台的《欧洲人权公约》只把公民与政治权利的内容列入其中,予以强制执行;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则被列入《欧洲社会宪章》之中,大大缺乏上述强制性;与欧洲相反,中国政府坚持了《世界人权宣言》的全部概念,并在着重实现第二个公约的基础上逐步达到第一个公约的目标,中国为此作出巨大努力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中国理解人权的概念是在联合国框架内得到国际社会接受的概念,而西方则坚持的是一个‘被截肢一半’的人权概念,况且美国至今仍未批准第二个公约。”作者还举例嘲笑了当今某些西方著名记者根本不了解人权内容而乱发评论。“庆祝《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时,德国一著名社论家错把‘就业权利’归为《世界人权宣言》的‘社会权利’之中;该《宣言》不包含‘就业权利’。”奥多为此希望“西方媒体应该认同中国对人权内容的不同理解,接受这一观点有助于提升自己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地位”。
作者认为,西方政府不重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有其原因,担心民众在教育、医疗等诸多领域要求过多。他写道,“只要西方媒体不承认别国在这些领域的成就也同属于人权进步的范畴,只要西方媒体不呼吁本国政府在此领域为民作出努力,那么西方媒体绝不可能得到世界民众的认可。”
西方要清楚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
作者认为,民族主义现象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政府主导的,二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中国官方弘扬的民族主义不具扩张性和威胁性,只是在遭受外来势力干预时才显露出来,重要的是西方要清楚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比如台湾问题等。”他表示,“国际社会应该明白,每个民族都有权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维护领土完整,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作者对中国现代史颇有研究。他写道,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在于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乱、赶走了列强、维护了国家主权以及推动社会各项事业进步、大力发展国家工业;但领袖人物也有失误,中国人从中懂得了“稳定高于一切”的经验教训。在解答“中国政治制度模式”时,作者认为,“世界各国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西方应该学会懂得不能使用‘炮弹’来消除所有西方看不上的社会制度。”
中国模式代表着一种思维智慧
在经济领域,该书也以“中国人如何做到持续30年保持年均增长9%”的题目来称赞中国所取得成就。作者认为,“中国先从经济社会等领域入手解决发展问题,然后再进行政治领域的改革,与东欧国家制度转型相比,中国模式很具说服力,代表着一种思维智慧。”
在社会领域,作者罗列了“13亿人有怎样的住房,”“中国在环保上做了什么,”“中国忘记乡村了吗,”“中国人为何不忘‘鸦片战争’,”等问题逐渐展开论述。
作者认为,“西方媒体曾一度批评中国的城市拆迁行为,在‘北京奥运’前夕尤为严厉,其实西方媒体在‘孤影自赏’,根本不了解中国。拿上海为例,老百姓欢迎拆除缺乏生活配套设施的棚户区。”他解释说,“欧洲城市整治与拆迁在19世纪已完成,100多年的老建筑仍能提供舒适的生活;因此,拿欧洲的现状来批评中国是不合时宜的;中国人懂得文物保护价值,许多城市都遵循着历史文物保护制度。”该书引述世界银行的数据称,30年来,中国政府有效解决了民众的住房问题,人均居住面积约增长4倍。
作者不回避中国确实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并列举了世界银行2007年的一项调研:尽管中国空气污染最近有所改善以及单位GDP能耗明显下降,但空气污染仍然导致每年40万人提前死亡。但作者也同时引述了欧盟于2005年9月21日发表的类似报告:欧盟国家因空气污染导致每年37万人提前死亡,使欧盟平均人口寿命减少了9个月。作者表示,“显然,西方媒体没有对此予以同样的热情。”作者强调,中国目前在开发新能源的努力上已超过西方,而且中国早已广泛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欧盟城市的屋顶却罕见这些设备。
谈到农村现状,作者认同“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但也强调必须承认中国农村的进步。“中国城市化率年均提高1.2%,每年上千万的农民要从农村进入城镇,难题成堆;中国政府目前正在着力解决诸如农村社保、农民工子女上学等问题。”该书表示,1978年-2007年,中国人均收入增长了40倍,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年增长率分别为13.6%和12.6%,而在此阶段欧盟国家的农民却深感收入不断降低。
西方媒体不了解中国文化与历史
作者十分理解中国人对“鸦片战争”的感受,并写道“这是一段丧权辱国的悲惨历史,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了通向中国的大门,从此鸦片泛滥、民不聊生,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遗憾的是,外国历史书籍却一直对这段历史保持着沉默。”该书强调,这场民族灾难也一直激励着中国人的精神,从而也不难理解“中国对走私、贩卖毒品坚决判处极刑的原因”。
中国新闻自由和西方媒体对中国持有的“偏见”是该书的一大亮点,作者围绕“中国存在公众舆论吗?”“中国有怎样的新闻自由?”“西方媒体在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中应起到何种作用?”等章节发表观点。
该书强调,“西方认为中国禁止批评政府的言论,但事实上公共舆论对解决某些问题却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民众完全可以直面官员来指出政府行为的不足;中国公共舆论是存在的,只是与西方表现方式不同而已。”“30年前,中国媒体是政府和执政党的‘发言人’,西方媒体常拿中国同行没有新闻自由取乐;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启动,中国民众读到了好多批评政府滥用权力和指责制度弊病的文章,显示中国在此领域已经取得很大进步。”
在指责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不实报道上,该书言语犀利、一针见血。作者写道,“西方媒体对待北京奥运会的报道手法引起了几乎全体中国民众的反对,不夸张地说也已遭到中国公共舆论的怀疑。”“受到中国文化熏陶的西方常驻记者们本应写出更好的文章,满足西方民众渴望了解中国的真实信息;许多欧洲人因商务等滞留中国一段时间,与亲眼所见相比后,也很不理解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批评。”
回忆中国民众齐心抗议西方媒体针对“北京奥运”的恶劣报道时,作者写道,“奥运火炬在法传递遇阻之后发生了针对法国产品的抵制行为。我在网上看到,所有同意抵制法国产品的中国人都打出了红色心形图案且写着‘我爱中国’字体,我真切地感觉到了一种强大力量的存在,这也是推动我撰书的动因之一。”
作者在与西方部分记者交流中获悉,西方媒体打算不遗余力地向中国民众传播西方思想,诸如人权、民主、新闻自由等价值观。为此,作者指出,“前苏联和东欧剧变得到了西方胜利般的欢呼跳跃,西方媒体想试图在中国发挥同样的作用;请不要忘记,东欧国家大多民众相信西方媒体,而且后者也知道如何与上述民众互动,但在中国的‘弄巧成拙’是因为西方媒体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与历史。”“在许多情况下,西方媒体一直在向西方政界人物施压,以更大限度地‘揭露’中国违反人权的行为,他们从一个纯粹的信息提供者变成了一个西方价值观的‘推销商’。”
在法轮功问题上,西方媒体更是如此。作者认为,“对于这么一个简单事实,西方媒体竟然把此描绘成共产党不能容忍任何一个挑战政权的对手。”“实际上,《公民和政治国际公约》或者《欧洲人权公约》从未表示要绝对地保护宗教自由;《公民和政治国际公约》第18条3款写道:宗教自由仅受法律规定的限制,这些限制有必要保护安全、秩序、公共健康或道德、自由以及其他基本权利;如果我们拿这些公约内容去分析,立刻会意识到‘法轮功违反人权’、‘中国政府对其取缔完全合法’。”为此,作者郑重指出,“西方媒体‘到处点火’,却全然不顾背后的事实,很不严肃地对待了中国大众;西方媒体的这种‘挑衅’很容易勾起中国民众对‘鸦片战争’的痛苦回忆。”
据了解,奥多・考波的新作几经修改和删除相关章节才最终符合出版要求,原先出版社安排与媒体见面推荐作品的约定一再推迟,而拟与“记者无疆界”的交流会晤也至今未果。他最近对记者失望地表示“对此已不抱希望”。他意识到,“鉴于意识形态因素,言论自由并未在西方社会形成应有氛围。”
该书的图书海报。宋斌摄
(本报日内瓦4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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