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有一所知名的学校：育英学校。说它知名不仅是因为教学水平上乘，是拥有小学至高中12个年级的大学校，更因为它的成长与共和国的发展息息相关。1998年11月7日是育英学校建校50周年的日子，在校庆前夕，记者走进育英学校，采撷了一段段往日的故事……
1948年，解放战争正处于关键时刻，中央各直属机关的干部们忙于解放华北、解放全中国的任务，无暇照顾自己儿女的学习和生活。当时的中共中央供给部决定成立一所小学，统一管理，使机关轻装前进。1948年11月，一批批娃娃惜别父母，来到河北省平山县下东峪村，投入育英小学的怀抱，开始了战斗的集体生活。
到育英小学来的孩子几乎没有什么“行李”，战争年代，贫穷使幼小的孩子学会了用双手自己生存。“育英”设在平山县下东峪村，旁边有一条滹沱河的支流。几十个生在抗日烽火中、生活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孩子开始有了自己的“家”。党中央办公厅为使孩子们健康成长，特地选派了一批干部建校，下东峪村两个小院和随后盖起的几间平房，便成了育英小学最初的校舍。在战争年代能上学，可以说是当时孩子最大的心愿。为了实现孩子们美好的心愿，育英小学的老师和工作人员们尽心照顾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创造了一个较好的学习、生活环境。为了丰富孩子们的生活，有的老师利用碎木头做玩具，做小手枪，孩子们别在腰上十分神气。泥捏娃娃、扭大秧歌成为那个时代孩子们主要的业余生活。当时“育英”的宿舍是土炕，每个学生发一套粗布被褥和枕头。衣服是学校按季供给的粗布。教室里是木制的桌和凳子，学生两人一张桌子，一块小黑板便成了孩子学习知识的窗户。
1949年学校随着中央机关进入北京，为加强对学校工作领导，“育英”成立了以杨尚昆同志为主任的校董事会。学校日常工作由中直党委办公室负责。1950年，党组织调来了韩作黎为校长，一批有文化有经验的教师也充实进来。“育英”结束了一年两次招生春、秋季始业，改为秋季始业走上了教学正轨。
1949年4月，育英小学准备迁往北平。对于没有进过城的孩子实在猜不出城里是个啥样子，甚至不少孩子以为城里人都住楼房、走马路，没有土路。为了让没有走过土路的城里人“开开眼”，孩子们竟可笑地带上许多石头进城。
刚进北京城时，谁也没想到新校会建在一个日本人时是小学、国民党时期是军队营地的地方。杂草丛生，壕沟碉堡暗堡多处，满地的子弹壳，墙上吓唬狼的大白圈就是最初的样子。上级派来的解放军同志把子弹头挑捡之后，全校师生便动手配合工人进行整理校舍。填平了交通沟，深埋了暗堡。为了教育学生，学校还特意留下一个碉堡，并在碉堡上盖了一个亭子，象征要求和平反对战争。此时的育英全名定为“中共中央直属育英小学校”。这时为保护孩子安全，上级还派来警卫班巡逻。
1950年育英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孩子：苏联伊万诺瓦国际儿童院的孩子。这批孩子就是电影《红樱桃》中描写的那一批革命烈士的孩子，1950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他们走进了育英小学。韩作黎校长高兴地迎来了这批近50名孩子后发现有两个问题：一是他们不会说中文，急需学中文；二是要为他们寻找失散多年的父母亲人。找孩子的父母实在不容易，许多孩子是在苏联长大，由父母托附给儿童院的；有的孩子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早已牺牲；而有的孩子父母一方牺牲后又重新组成了新的家庭，这样的孩子又不愿意走进这个新家……
曾在延安保小工作的韩作黎校长对孩子有些了解，他通过老朋友、老战友多方查询。终于有的孩子找到了父母，但从千里外来京的父母见到天真烂漫的孩子时，孩子却不认识自己的父母。大一点儿的也因语言不通，见了父母，只会流泪、紧紧拥抱，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和多年离别的痛苦。生在莫斯科的秦吉玛，母亲刘群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而父亲博古在1946年飞机失事时也牺牲了。育英小学对这样的孩子格外关心，让他们住集体宿舍，在学校过集体生活，享受着供给制待遇。育英第二届毕业生李海渊回忆道：“那时校长、老师就像父母，同学如同兄弟，真是一个革命大家庭！”这批孩子在育英学习中文后，年纪大的又回苏联上大学，一部分到哈尔滨苏联学校继续学习俄文准备上大学。
解放初期，育英小学中有不少学生是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干部的子弟。毛泽东主席的小女儿李讷就在育英就读。1952年六一儿童节前，毛主席通过自己的孩子李讷送到班上一份珍贵的礼物祝贺孩子们的节日，这就是他亲笔写下的“好好学习”。李讷把题词带到班上师生非常高兴。韩作黎校长即命人把题词挂在办公室入口处的对面墙上，全校师生大受鼓舞。高尔栓老师回忆当年写道：“46年前的往事，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个真实的故事，永远令人难以忘怀；而那最初的感受也是最真切、最有情的……”
共和国少将邵华是一个人所公赞善良的女性。在50年校庆前夕，邵华特为校友会送来一篇《毛主席送我上育英》的文章，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我是一个烈士的遗孤，父亲陈振亚1941年在新疆牺牲。我还在儿童时期就跟妈妈坐牢，不知道人间还有温饱和自由。1946年6月，经过党中央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坚决斗争，我们一行老幼130余口才回到延安。短暂的安定和光明很快又被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的炮火毁灭了。以后我就随着母亲在崎岖的山路上行军，只知道敌机的轰炸，敌军的追击和堵截，根本不知道还有学校这样的所在，还有安安静静读书识字这样美好的事情。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常随松林姐姐和岸英哥哥到中南海去看望毛主席，毛主席很关心他们的学习，询问得很详细。出乎他们的意料，我忽然对毛主席说：
“毛伯伯！我要上学！”
毛主席转过身来，很深情地看着我，在那一刹那，他想到了什么呢？他也许想到的是炮火纷飞的日子，泥泞的道路，拖着马尾巴行军的孩子——过早就懂得武器的性能和军事名词而把应该读书识字的美好时光都留在漫长的征途的孩子。毛主席认真地说：
“孩子，你愿意学习，这很好嘛，这件事我让秘书同志来帮你办。”
“真的吗？”我这三个字并不是反问他，而是问我自己：我有这样的幸运吗？我能这样快就得到这样多的幸福吗？我的泪热乎乎地滑落到面颊上。
“孩子！你就放心吧，这件事很快会办好的！”我又幸福地笑了，哽咽着说：“谢谢您！毛伯伯！”
几天以后，叶子龙叔叔交给我一封介绍信，要我到中直育英小学去办入学手续。我就是这样把那封信捧在胸前走进学校大门的……
1956年中直育英小学交北京市教育局领导，改名为北京育英小学，学校由招收机关子女，改为“招收革命遗孤烈士子女；父母双方出国家中无人照顾；父母到边疆工作，子女无人照顾”3个条件的学生入学。
当年育英校长，今年6月刚刚逝世的老校长韩作黎曾经说：“路是自己走出来的，不能依赖家长。”事实上当年的共和国领导人和干部们也是这样教育育英子弟的。1953年敬爱的周总理在百忙中几次派秘书到育英了解学校情况，并告诫学生：“要艰苦朴素，不要特殊化。”1954年，刘少奇和王光美同志在家中接见韩校长和他们两个孩子的班主任老师时，刘少奇同志说：“你们教育的好坏，现在固然也可以看出来一些，但真正的要看得出来，还在10年或15年以后，也就是要看你们教育出来的学生到社会上去表现如何。”现负责校友会的佟仲贤老师在育英教书40载，学生几千人，他说：“少奇同志这段话既刻在育英学校的大厅墙上，也刻在我的心里。从进育英当老师至今，我就要求学生学会一件事：做人！”
五六十年代的育英学生很多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享受哪一级待遇。一位学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只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几个领袖人物的孩子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从没见他们享受过什么特权。那时的物质条件远不及现在，但同学们亲密无间，共同学习、生活，谁也没有什么例外。”
育英学校也有“特殊”，“特殊”之处在于育英“铁”的纪律。一水的蓝衣服，按电铃时间作息、学习、生活。上课要排队入教室，吃饭要排队进饭厅。星期六回家也要排队点名。在育英作了一辈子校医的温伯坤大夫说：“那时从不讲‘私’，过集体生活，老师和学生是一家人。只有周六，学生才能回家，老师才能忙自己的事。”温大夫至今清晰记得，周总理曾对一些干部派自己车接子女上下学作过批评。从那以后，每当周六回家，都是各个机关部委派一辆大车接孩子回几十公里外的家。温大夫说：“那时候，各个部委周末派人接孩子要拿着盖上公章的名单。教务处审查无误才让广播室广播名单，听到叫自己的名字才能跑到校门口集合坐车回家。而每周日下午学生必须赶回学校。说起来那时也真是苦呀！一周才回一次家，不过那时也没有孩子哭鼻子，艰苦的环境总是锻炼人的！”
“小小的叶儿哗啦啦啦，育英学校是我家，学校里面真正好，唱歌跳舞笑哈哈……”一批批孩子正是唱着这首歌在育英度过了欢乐童年。当年简陋的平房教室已变成了今天的高层教学楼。50载春秋半世纪风雨，人老校未老。相信今日育英校庆，会让许多人想起往昔岁月，童年的故事。
感谢育英学校校友会提供部分史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