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回澳门的几次尝试

1849年8月25日葡人攻占关闸后，清政府无法在澳门行使国家主权，澳门被葡人占领。从此时起到新中国建立的一百年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曾多次作过收回这片位于珠江口的神圣领土的尝试。

在葡人占领澳门后不久的19世纪60年代，葡萄牙越益贫弱、国际社会中盛传葡国准备出售部分殖民地，以缓解严重的财政危机；而法、美、俄等西方强国都垂涎澳门，企图出钱购买这一地区。由于香港与澳门隔珠江口相望，割占了香港的英国人深恐法、美、俄等强国买下澳门，建成“泊船驻兵”的军事基地，从而对香港构成威胁。于是，在1867年底，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便鼓动清政府对贫弱的葡萄牙“乘机动之以利”，设法买回澳门。

1868年，西班牙驻华公使玛斯任满回国，玛斯是个资深外交官，在欧美外交界颇有声望。经赫德提议，清政府认为玛斯是办理这一交涉的合适人选。玛斯本人也十分愿意承担这一使命，由于葡萄牙在澳门建有炮台、官署、营房、桥梁、道路及一些公共设施，清政府决定酌给葡萄牙一百万两白银作为修建费用。在将这笔经费交割清楚后，葡萄牙应立即将派驻澳门的官员和军队全数撤回，不得再派人驻守，中国则将像1849年8月前那样仍在澳门“设官治理，以一自主之权”。

此时，历经战乱的清政府国库空虚，而“买回”澳门又是项并不那么体面、“不宜宣露”的秘密交易，因而奕等人感到这一百万两银子以及将要交与玛斯、赫德的三十万两筹办经费一时无从筹措，最后，他们准备支付12％的年息，向开设在上海等通商口岸的外国银行借款。这一借款“买回”澳门的“玛斯计划”，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

玛斯回到西班牙后，来不及与葡萄牙交涉，就于1869年2月在马德里病逝。赫德又提议让原来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等外国人接办此事。不过，奕等人显然不像赫德那样热衷于这个“买回”澳门的计划。他们认为，蒲安臣等或是不合适的或是不理想的人选，并认为既然眼下无人经办，葡萄牙及其他西方国家又不知道中国的这一秘密外交计划，因而可以暂行停止，“另候筹商”。于是，“买回”澳门的计划便被搁置了起来。

1910年10月，葡萄牙爆发革命，成立了共和国。广州、香山、香港等地的人纷纷集会，决定在请求清政府废除旧约、收回澳门的同时，发动义捐，筹集经费，加强民团武装，准备“赌一战以收回澳门”。在这样的形势下，得到英国人支持的澳葡当局竟于1911年开始疏浚澳门内港的工程，还与英国商人订立委托他们疏浚凼仔、以北海面的合同，并向广东官府发出最后通牒，否认与凼仔、路环两岛隔水相望的大、小横琴是中国领土，逼迫广东官府撤退岛上的中国驻军。于是，广东全省舆论大哗。同年4月，香山县的民众团体上书清政府，请求从速派军队驻扎湾仔、前山等要地，并给当发民团发放枪支弹药，以作好武力抗争的准备。此时，清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俯顺舆情，清政府决定由态度强硬的两广总督张鸣岐全权处理澳门的界务问题。张鸣岐多次派人与澳葡当局谈判，还派武官黄士龙巡查澳门附近的防务。根据黄士龙提出的以“军事与商业并举”来驭掣澳门的方案，张鸣岐于要求澳葡当局立即停止疏浚工程的同时，向香山县地方民团发放枪械，向前山等地增派用新式武器武装的新军，从而使澳门附近驻有精锐的新军一千余人，并驻泊军舰4艘。此时，只要再发生若干突发事件为导火线，武装的中国军民很可能就会冲出关闸。

面对这种局面，葡人十分惊恐。他们急忙从本国增调军舰，从非洲的殖民地增调军队，又急忙向西方列强求援。列强驻广州的领事们便求见两广总督张鸣岐，要求“调停”。张鸣岐则严正地表示，“新军驻澳门交界，国防所系，属我主权，断难撤退”。至此，连一直为葡人撑腰的英国人也惟恐中国军民积怒已久，此次果真会武力进攻澳门，规劝澳葡当局悬崖勒马。同年8月底，澳葡当局被迫停止疏浚工程。随后，武昌起义爆发。驻扎澳门附近的新军成了香山起义的主力。不久，这支部队编入广东北伐军，进抵江苏前线。于是，在清末民初终于没有发生广东军民“赌一战以收回澳门”的事件。

1910年10月，葡萄牙本土爆发民主革命，建立了共和国。广东各地的居民在准备以武力收回澳门的同时，纷纷向清政府提出废除旧约、收回澳门的请求。同年年底，在北京举行的资政院会议中，广东的议员们又大声呼吁，既然葡萄牙变更了国体，中国就有理由废除1887年的中葡条约，收回澳门，不再让葡萄牙“永居管理”，并将澳门辟为允许各国商人前来贸易的通商口岸。

在这一浪潮中，亡命海外的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也十分活跃。他认为眼前是“收复故壤”的“千载一时”。他致书在北京的旧友毓朗，陈述这一“急事要机”，并请这位贝勒爷代呈《葡乱君奔革命无主澳门改竖乱旗请立发海陆兵舰收复澳门折》。

八年多之后，在中国的大地上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此后，北洋政府改变了通过勘定界址来解决澳门问题的立场，也准备废除前清时的条约，择机收回澳门。1921年，北洋政府便指令在华盛顿参加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顾维钧，拒绝葡萄牙提出的请美国公断澳门问题的要求，准备对澳门“根本上筹收回之法”。1922年5月29日，在澳门发生葡萄牙士兵开枪打死、打伤上百名中国居民的惨案后，全国众多的团体都发出了速行收回澳门的呼吁。随后，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又发起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这一允准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门”的中葡条约自然属于废除之列。到1928年2月，北洋政府外交部也于有效期为10年的中葡条约行将四次期满之际，向葡萄牙声明，双方应改订以相互平等为原则的新约，并将澳门悬案一并解决。同年7月，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又通知葡萄牙驻华公使，中葡条约已于本年4月期满失效。葡方否认该约已经失效，但表示愿以相互尊重土地、主权为根据，修订现有条约。双边谈判开始后，国民党的外交部官员提出“应根据本党优待弱小民族之政策，以及友好的精神，与葡政府协商交还澳门办法”。为此，葡萄牙政府训令其谈判代表，此次修约以不涉及澳门为重要方针，否则宁处无约国地位。由于国民党政府尚无在此时收回澳门的决心，同年底签订的中葡《友好通商条约》没有提及澳门。至此，中葡双方都已明了，澳门问题，已不是界务问题，而是中国于何时收回的问题。废除1887年条约，从而收回澳门，在事实上已成为当时中国政府的国策。

1945年9月，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此时，中国作为战胜国，跻身于世界五强之列，不仅收回了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割占的台湾、澎湖，而且收回了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在中国强租的全部租界以及广州湾等租借地。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各界人士强烈要求立即收回香港和澳门。

在广东，广东地方当局也力图收回澳门。此时澳门有的军警不足一千人，在海上只有两艘数百吨的小炮舰。广东当局有“一个师可以收回香港，一个营可以收回澳门”之说。同年10月广东当局命令中山县长和驻守香山的159师师长刘绍武等利用在澳中国居民期望早日回归的心情，策动澳门和中山居民反对葡萄牙统治的运动。同时，他们命令159师派出步兵一团、炮兵一团进抵关闸一带，全面封锁澳门，禁止包括蔬菜、肉类等一切商品出口。这一事件，就是当时称作“中国军队武装封锁澳门的事件”。

随后，159师师长刘绍武不断派出武装官兵，进入澳门，向澳葡当局示威。他又屡次命令这些部队举行实弹演习，还进行炮弹飞越澳门地区上空的夜间射击，并频频催促广州行营下达进攻命令。刘绍武甚至打算派人秘密地在澳门打死几个乞丐，制造澳葡当局屠杀中国人民的事实，作为武装进入澳门的藉口。于是，中国收回澳门这一堂堂正正的正义行动，被他们弄得像一个阴谋活动。

此时，国民党政府内部对澳门问题有着两种主张。一种是立即收回澳门。另一些官员鉴于葡人以英国人为护符的状况，主张先解决香港问题，届时澳门问题就水到渠成。由于对英国的交涉并不成功，国民党政府于同年12月下旬下令撤除对澳门的封锁。尽管如此，广大民众中收回澳门的呼声仍未平息，很多广东居民仍主张以武力收回澳门。国民党的参政会、立法院也分别通过或提出有关收回澳门的议案或建议。于是，连葡萄牙政府也对葡人“长期留在澳门的可能性深表怀疑”。不过，国民党军队接连在内战战场上损兵折将，国民党政府已不希望再与葡、英等国发生冲突。1947年5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在对江苏省参议院请求收回香港、澳门的回复中就透露了此种态度：“目前国际形势之下，此问题一时难以解决，俟时机成熟，再提出交涉收回。”

与此同时，葡人也尽可能地作出姿态表示愿与中国友好、合作，愿意尊重在澳中国居民的合理要求。到1948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收回澳门”的巨澜终于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