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是“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人们仰慕院士，称颂院士；各单位竞相争取院士，求攀院士。但好事做过了头，常适得其反。
我的专业是药理学，长期从事新药评价工作。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最初几年，我几乎兼任过国家和军队医药界各种评审机构的评委。不下十几家医药院校和政府机构请我当兼职教授或顾问。那时，大部分邀请我都接受了，也努力想把这些工作做好。久而久之，却发现事情远不是原来想像的那么单纯。有些工作是我国科学管理中繁琐体制造成的无效劳动，有些是别人想借重“院士”的招牌以提高他自己的学术品位。颁奖会上请我给获奖者发个奖，让群众鼓鼓掌；联谊会上一些不相识的人请我站立中央，让他们轮流照照相；无非都是迎来送往，逢场作戏；耳边尽是阿谀奉承之辞，嘴上都是不关痛痒的话。“终身荣誉”倒像一只花瓶，供人观赏。
人们真的喜欢观赏我们这些锈迹斑斑的古旧花瓶吗？北京大学一位好友教授对我说：“我看你们评上院士后，几乎没有再出什么新的大成果了。”医科院一个下属医院的院长曾当面对我们几位院士说：“你们老先生都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工作需要你们，还是你们需要工作？”
很好！原来如此。我明白了王选院士说过的至理名言：“一个科学家如果经常在电视上出现，那么他的科学生命也就结束了。”从去年起，我谢辞各种应酬，谢辞记者采访，做一些真正由我做、我能做、我爱做的事。
希望社会上爱护“院士”，不要再“炒院士”了。把“院士”炒糊了，不是国家的幸事。在无聊的“炒作”声浪中我们有权利说：“不！”我们的“院士”称号上凝聚着无数同事们的辛勤劳动，凝聚着我们民族的希望。我们不可能永葆青春，但我们必须永保清白。（《光明日报》200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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