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国民党当局逮捕了陈独秀。蒋介石电令谓陈独秀系危害民国罪，应交法庭审判以重司法尊严。
1933年4月14、15、20日，江苏高等法院假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厅对陈独秀进行了三次公开审讯，其公诉说道：“查被告（陈独秀）……在法律点上，他们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样的目的，都是共产，
4月20日，陈独秀又将自己的辩词系统整理为《辩诉状》让友人传抄、印发。在《辩诉状》中，陈独秀辩道：“国者何？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和也，……故所谓亡国者，恒指外族入居其土地、人民、主权而言，本国某一党派推翻某一党派的政权而代之，不得谓之‘亡国’”。所谓叛国，“若认为政府与国家无分，掌握政权者即国家，则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之说，即不必为近代国法学者所摈弃矣。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即国民党亦曾‘叛国’矣。”
陈独秀还指出，国民党政府把人民发言反对政府或政府中某一个人视为有罪，无异于两千年的前周历王的“监谤之巫”、秦始皇的“巷议之禁”、“偶语之刑”和汉武帝的“腹诽之罪”，“而廿世纪之民主共和国，似乎不应有此怪现象”。最后，陈独秀强调说：“予固无罪，罪在以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开罪于国民党已耳”，国民党如果“假法律以人人罪，诬予以‘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法院若不完全听命于特殊势力，若尚思对内对外维持司法独立之颜面，即应毫不犹豫地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间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
1933年4月26日，江苏高等法院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二款，宣布陈独秀“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处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15年。陈独秀不服，于6月15日上诉国民党最高法院，再次列举了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劣迹，斥责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的“叛国”及“危害民国”，以表明自己反对这样的政府并无不当。
陈独秀虽然输了官司，但他的《辩诉状》、《上诉状》连同其律师章士钊的《辩护词》，却在当时社会上影响巨大。（《民主与科学》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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