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儿子，没有到北京寻找亲生父母
多年以来，33岁的付育华经常会做一个非常奇怪的梦。
梦里，他只有三四岁的样子，一个白净的女人坐在炕沿，递给他一包好吃的，然后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女人的泪珠子不停地掉在他的脸上，很烫。这时候，会有一个陕北口音的女人说：“你要走了，给娃多说几句话。”
付育华是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的一位农民。他清楚地记得梦里的事情发生在冬天，透过窗棂可以看见漫天飞舞的雪花。
他曾十分好奇地给父母讲过这个梦，父母说，梦见女人是该给你娶媳妇了。2002年国庆节，付育华与当地一位女子结婚。次日，他的父母第一次主动向他说起那个梦，“你说过的那个梦是真的，那个白净的女人是你的亲生母亲。”
1973年，刚刚出生两个月的付育华被送给了延川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那时，他的亲生父母没有结婚，他们的身份是北京知青。
1968年底，有2.8万名北京知青乘坐“东方红号”专列来到延安。
延川县位于黄河边上。付育华的养父母告诉他身世的同时，曾十分大度地对他说，他可以到北京寻找亲生父母。但付育华没有这样做。
“谁不愿意认自己的亲生父母呢？”付育华说。不去北京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他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回北京后是否结婚了，“如果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家庭，我的出现只会给他们惹来麻烦。”
从至今依然留守在延安市的部分北京知青那里，付育华了解到亲生父母当年的一些事情。
他的父亲因为出身不好，插队后经常被作为“火靶子”――“斗私批修”的对象。有一次，几位一同插队的知青嘴馋，怂恿他的父亲偷来老百姓家里养的一只狗，杀了吃肉。等大家吃完了，又以此为由对其进行“斗私批修”。付育华的母亲看不过眼，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
1973年初，当地知青统一检查身体时，付育华母亲肚子里的秘密再也藏不住了。管理知青的干部找到她，轮流做工作，要她告付育华的父亲强奸罪，并允诺她可以提前调回北京。据称，当时已经给付育华的父亲定好了15年的刑期。但母亲始终坚称那是她自愿的。
“那时候的男女关系抓得很紧，好多人因此进了监狱。”在延安市黄陵县插队的北京知青于光云对记者说。
于光云曾有过类似痛心的经历。一位同来插队的知青和他谈了两年多的恋爱后，肚子慢慢大了起来。在怀孕已经8个多月再也无法拖下去的情况下，于光云回到北京提亲，结果被对方的父母一顿臭骂，赶出了家门。在父母的陪同下，那位知青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
1975年，于光云和黄陵县的一位女子结婚。这一决定，让他返城的愿望彻底破灭，成了一名真正的陕北人。如今，于光云已经是儿孙满堂。
我嫁给了一个北京人，却连北京都没去过
于光云家里的炉子上，经常炖着肉，香气四溢。“周围的人常说，我们北京人光为嘴活着。要在北京，天天桌上会有肉，鸡鸭鱼肉变着花样吃，但在这里就不行了，一个礼拜吃一次肉还有人说闲话。”于光云说。
为这，老婆和他吵过很多次架。每次吵架，老婆都会说起孩子小的时候，有一次高烧不退，但于光云拿不出住院费，差点耽误了孩子性命的事，“你是吃了今天不管明天，哪像过日子的样子。”
不过，于光云的老婆承认，这么多年来身体还可以，“吃的东西都有营养。”
同样留守在黄陵县的北京知青张彦门早已习惯了吃陕西的面食，老婆苏小玲快人快语，“彦门以前爱吃米饭，我喜欢吃馍馍，但彦门很体贴人，都是他随着我。”
和张彦门结婚多年，苏小玲第一次回北京的家是2005年的元旦，“有人说我嫁给了一个北京人，却连北京都没去过。”
那次北京之行，两个人心里都不是滋味。只剩一年就要退休的张彦门对北京的思念日益强烈，但他发现，苏小玲并不喜欢这个地方。这让他退休后返京的希望又一次破灭。
“太大了，一出门就要坐公交车。生活上也不习惯，经常爱下馆子吃饭，不在家做，米饭我又不喜欢吃，还要天天洗澡。”苏小玲说。
“结婚这么多年来，我没进过理发馆，都是老婆给我理。”张彦门说。
张彦门曾有过一次婚姻，那是在插队时认识的，因为一次意外事故，他被烧伤，当地的一位女子主动照顾他，两人从此有了感情并于1975年结婚。但她在1993年回北京时，在北京火车站的楼上跳了下去。“到现在我还没搞清楚，她为什么要自杀。”张彦门说。
知青母亲对女儿说:“你不要结婚！”
上小学以前，袁京红一直把自己的奶奶叫妈妈。该上学时，奶奶让她改了口。
有一次，袁京红和同学吵起架来，同学说她没有妈妈。她哭着跑回去问奶奶，“我为什么没有妈妈？”
奶奶告诉她，她的妈妈在她8个月大的时候去了北京。
“那时候，我就开始恨我的妈妈，她怎么不管我，为什么非要走？”袁京红说。
再次谈起这个话题，今年33岁的袁京红已经不再埋怨妈妈了，“我成家已经好几年了，孩子都7岁了，我能理解妈妈当时的心情。”
袁京红的母亲是当年插队宜川县的一名北京知青。在和当地的一位农民结婚生下袁京红不久后，她得到了一个返城的指标。
1995年，袁京红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写信的人告诉她，他是她的外公。在信里，她得知，她的妈妈在回京一年后就精神失常。
随后，袁京红去北京，见到神情呆滞的母亲，她问，“你认识不认识我？”
“你就是我陕北的女儿。”母亲说。
外公告诉她，母亲回到北京后，因为一时找不到工作，压力很大，另外，自己的娃娃被丢在了陕北，对她的打击也很大。
袁京红在北京呆了两周，临近回陕北时，外公再一次问她，“你觉得北京好还是陕北好？”袁京红说还是我们那儿好。外公显得非常失望。在去北京前，奶奶也问过她，“你还会不会回来？”袁京红肯定地说，会回来。
回到陕北后她才知道，自己去了北京后父亲三天没有睡觉。“父亲从来没有给我说过母亲的事情。”袁京红说。
两年后，袁京红结婚的前一个月，和男朋友一起再次去了一次北京，她想让母亲看一看自己的对象，没想到，母亲告诉她――“你不要结婚！”
袁京红结婚后，曾给外公写过一封信，但没有回音，双方从此没有书信往来。
母亲曾给她留下一个电话号码，但她不敢打，因为听外公说，只要母亲一听别人提起她就会离家出走。她也曾拨过一次电话，不过听到母亲的声音后，她一句话也没敢说就挂了电话。
“我想带着儿子去趟北京。”袁京红说。她想告诉母亲，她结婚了，而且生活得非常幸福，希望能借此打开母亲的心结。
同在宜川县工作，和袁京红同龄的康晓霞也有和她一样的过去。不同的是，康晓霞的父母都是知青，在他们没有结婚的时候就生下了她，并且把她送了人。之后，她的父亲回了北京，母亲在当地结婚。
上中学时，养父告诉了康晓霞的身世，她去亲生母亲家住了两个星期就又回到了养父家里。
对于自己的身世，康晓霞说她从来没有怨恨过自己的亲生父母，“在那个封闭的年代，我能理解他们。”
康晓霞的家离自己的亲生母亲的家并不远，她说，两个人偶尔在路上会碰见，但没有过多的话。
在延安，还有好多知青们留下的后代。面对记者时，他们大多数选择了沉默。
精神失常后，她再也没有离开过寿丰乡
听到村支书喊“北京来记者看你了”，赵纯慧呆滞的眼睛里透出些许兴奋。
“疯了几十年了。”村支部书记说。
赵纯慧生于1949年，北京99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文革”开始不久后，她的父亲因“反革命”罪被抓进监狱，母亲因此发疯。1968年底，在街道干部和学校领导的再三动员下，赵纯慧以“反革命分子”子女的身份来到延安市宜川县寿丰公社插队落户。
插队第一年的春节，大部分知青都回北京探亲了，但赵纯慧没有路费回不去。家人给她寄来30块钱，让她在当地过年。赵纯慧舍不得花，把钱藏在席子底下。有一天，她仅有的30块钱突然不见了。赵纯慧步行近百里到县上给管理知青的干部反映了情况，但还是没有找到。那件事发生后不久，赵纯慧就精神失常。
为了照顾赵纯慧的生活，在几级党委的批准下，赵纯慧被组织安排嫁给了当地的残疾农民李根管。李根管大赵纯慧很多，是一名以放羊为生的老光棍。1986年，按照有关政策，李根管被安排到乡政府种菜，由一位放羊娃转为正式职工。
赵纯慧结婚后，生了三男一女四个孩子，生活进入了极其艰难的状态。后来，长期关注知青生活的著名纪实摄影师黑明对留守知青赵纯慧的生活进行了报道，引起社会关注，她因此得到一些资助。
赵纯慧的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工程师，她小时候曾受过良好的教育，能歌善舞。
对于本刊记者的采访，赵纯慧只是傻傻地笑，只有提到北京或者一些她所熟悉的知青的名字时，她的眼神才会流露出些许光亮。
精神失常后，赵纯慧再也没有离开过寿丰乡。几乎每天，她都会坐在村头的石头上，一个人唱着当年知青们自编的歌曲，“从北京到延安／路途是多么遥远／告别了父母／离开了城市／我插队到延安／那天夜晚我梦见／妈妈来到我的床前／轻轻抚摸着我的小脸／泪水洒在我的胸前……” (《?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5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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