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亲邱岳峰

父亲的身世

父亲邱岳峰去世已27个年头了。1922年的5月10日,父亲出生在东北的呼伦贝尔，故小名叫呼生。我爷爷是福建省福州人，奶奶是俄国人，所以父亲算是个混血儿。

爷爷奶奶为了生计，带着幼时的父亲在济南、天津、北京、沈阳等地奔波，谋事。每到一处，几乎都是投靠亲戚，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1940年春，父亲离开奶奶独自辗转上海、北京，两年后在天津找到了爷爷。

父亲在“文革”的交代中曾这样写道：“离开了学校到天津，求学是根本谈不上了，就连食宿都成问题。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找事做。做什么呢？半瓶墨水无一技之长。邻居的布景工人常带我去看戏，我在情急之下，向他提出我要做他的徒弟。起初他以为读书人当布景工人是一个玩笑，经我述说，他同意了。就拿了一个棍子和绳子开始练习搭布景，并教我砸钉子。我苦练三天就会了，于是我正式成了一名布景工。当时看到演员在舞台上演出，可以以各种身份出现，简直是一种享受。何况演员在团内是受到尊敬的，于是我就产生了要做演员的念头。又是一番苦练，暗暗地记场位，背台词，时常偷偷地模拟演员的表情……我终于当了演员。”

8年间，父亲参加过近20个演出团体，打过杂、演过戏、跑过龙套、扮过主角、干过导演、也当过团长……1950年3月，经人介绍，父亲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片组。

父亲替我作决定

1962年，国家经济困难。我就读的上海汽车运输学校要解散2,3的学生。学校给学生两个选择：一、到工矿企业参加工作；二、转到普通中学继续学业。全校解散的一二百人全都同意进工厂，只有我一个想转学。

受父母的影响，我从小喜欢文艺，喜欢表演。从6岁开始，父亲就时常带我去他的厂里为动画片和译制片中的小孩配音。上学后，学校里凡是跟文艺表演有关的事，基本少不了我，我自以为长大能当个演员。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父亲在小台灯下和我谈话。“听说你想转学，不想去工厂，怎么想的？”父亲问。“我想念书，长大当个演员……”我吱吱唔唔地说道。

有好一会儿，父亲没说话。后来终于说道:“你想当演员我并不反对。可你知道吧，干这一行，要么不干，要干就要干出个名堂，干到最好。否则就像篮球场上坐冷板凳的运动员，你会后悔一辈子。我在舞台上‘混’了这么多年，在译制片厂也干了十来年，不算最好，但还是有一些人知道‘邱岳峰’这三个字，我也还在努力。你想干演员，但你不一定能干得好，因为你脑子里缺了那根‘弦儿’。”

“进厂，当一个工人。”父亲终于说出了他替我作出的决定。并告诉我:“想要读书有夜校，照样念大学。想演戏，业余时间完全可以。”

父亲在“文革”中

文革中，父亲没电影可配，于是乎劳动、扫地、干木匠活、背红宝书。家里的五斗橱、茶几、小沙发，从设计图纸、锯、刨、拼、装、油漆，直到完成，都是他利用“不务正业”的业余时间做的。

有一年，父亲在厂里劳动，下着雨，一不小心，从湿滑的楼梯上摔了下来，摔断了一条腿。那段日子虽说他腿上绑着石膏不能动弹，但家人倒也庆幸，这样父亲可以不用去厂里接受改造了。谁知，好景不长。一天晚饭后，造反派硬是把瘸着腿的父亲拉回厂里，直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他在厂里是怎么过的。

帮我圆了演员梦

197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吃完饭，父亲让我洗洗脸，换一身干净的衣服，说带我去汤晓丹伯伯家。他告诉母亲说:“上影厂拍一部片子《傲蕾・一兰》，需要很多长相像外国人的演员。我演一个俄罗斯的神父已经定了，老汤想见见咱们儿子看能演什么。”

汤伯伯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看了我说：“不错，有点像（外国人），我看可以，明天去上影厂，让姚寿康再看看。”

姚寿康是这部片子负责找演员的副导。见到我，姚导给我出了个小品的题目，等我摆弄完了就说：“好了，就是你了。”

不久，我就随着摄制组去了东北依兰县出外景。没多久，我收到了父亲的信，信中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生活的机会。不好好的利用，嘻嘻哈哈地混过去，对一个人有限的生命来说，未免可惜。”他告诫我，不要无谓地嬉笑荒废了光阴，多做些有益的事。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向你索取的标准就愈多，不努力就会被淘汰！……

这封信，我读过许多许多遍。每看一遍，就觉得父亲还健在，就坐在我对面。(《文汇报》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