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中国代表团步入主会场，参加足球决赛及闭幕式。
提起新中国奥运史的起点，人们总会想到在1984年美国洛杉矶举办
的第23届奥运会上，许海峰以第一枚射击金牌实现的“零的突破”。其实，五星红旗与奥运的第一次“结缘”应该是在1952年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办的第15届奥运会上。
新中国决定参赛
1952年2月13日清晨，挪威首都奥斯陆迎来两位风尘仆仆的中国人。
走在前面的人叫盛之白，年岁稍长，时任新中国驻瑞典使馆的二等秘书，负责文化方面的事务。跟在他后面的年轻人是使馆里的翻译谢启美。两人头天晚上10点钟才从斯德哥尔摩出发，连夜赶到奥斯陆，是为了完成一项前所未有的外交任务。
事情还得从11天前、发生在苏联驻华使馆里的一场会面谈起……
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是那次会谈的发起人。客人冯文彬，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共青团）的团中央书记。罗冯会谈的内容并不复杂，罗申告诉冯文彬：台湾已经报名，要参加7月份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办的第15届夏季奥运会，他想知道中国方面是否也愿意派人参加。
关于第15届奥运会的消息，冯文彬并不是头一回听说。1951年3月，主办国芬兰就曾向新中国外交部表示，希望新中国能派选手参加。
然而，中国有自己的难处。新中国成立伊始，又正值抗美援朝期间，参加奥运会的事很难被提上日程。不过，这回可不一样，罗大使带来了苏联“老大哥”的诚挚建议。冯文彬觉得，得慎重考虑一下了。
从苏联使馆回来，冯文彬便召集团中央的几位领导廖承志、蒋南翔、荣高棠等开会商讨。当时，新中国的文艺和体育事业分工由团中央负责。在1949年10月召开的全国体育总会第一届代表大会上，冯文彬当选为主任，荣高棠是副主任兼秘书长。体总的筹备委员会也由团中央直属，代行体总职责。
几个人的意见出奇的一致：既有主办国芬兰的热忱邀请，又有友好国家苏联的支持帮助，我们当然要参加！冯文彬很快写了书面报告，将情况汇报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仅仅一两天后，周恩来就批准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致国际奥委会的电报。
盛之白和谢启美此行便是受外交部差遣，前往奥斯陆，意在参加国际奥委会第46届年会。但是，苏联籍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安德烈亚诺夫告诉盛之白，芬兰籍的奥委会委员已经把新中国参加奥运的请求在会议上提了出来。奥委会主席瑞典人西格弗里德・埃德斯特伦在讨论时说，他觉得新中国的体总确实可以代表大多数中国人，但体总在给奥委会的电报中提到“旧的全国奥委会已经瓦解，新的体育组织已经成立，现向国际奥委会申请入会”等字眼，似乎又在说体总是新成立的组织。
主席的结论有法可依，但对新中国却十分不利：既然是新成立的组织，就必须向奥委会重新申请，获得承认以前就不能参加奥运会。14日大会讨论结束。最终结果是将此事交与奥委会执委会讨论，在6月1日前提交讨论结果，执委会还必须在3月15日之前完成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询问，了解他们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关系。
3月初，体总却接到了国际奥委会的复电，称体总只能作为新会员入会，而不能取代原有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因为“中国奥委会”早已“存在”了。
大家这才了解到，早在1951年年初，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已经在台湾复会。代理理事长郝更生致函国际奥委会，借口“中国奥委会26位委员中，已有19位随政府迁移到台湾”，要求将中国奥委会会址自南京迁至台湾新竹市西门街147号。国际奥委会竟也同意了这个理由。
团中央、外交部、体总的几位负责人反复商量，认为不能重新入会，必须坚持体总系旧体协改组而来，理应取得原体协在国际奥委会及各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中的地位。这时候，有人提起了远居甘肃兰州的一位老人――西北师范学院教授董守义。
国奥委员董守义
这位老人可不是一般人，他是中国奥运史上不能被忽视的一位重量级人物：中国奥委会第3位国际奥委会委员。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另外两位委员王正廷和孔祥熙，一个去了香港，一个去了美国。只有董守义留在了大陆。
有关方面其实早就想到了董守义，只是鉴于他曾在旧政权身居要职，所以迟迟无法请他出山。这一回是周总理专门指示，由教育部出面将他调来北京。
董守义早年赴美留学，攻读斯普林菲尔德学院（后改名为春田学院）体育系。回国后，他在天津南开中学任教。上世纪20年代，天津有支篮球队叱咤风云，号称“南开五虎”，董守义正是那支篮球队的主教练。1947年，董守义担任体协总干事期间，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董守义的到来，不仅带来了知识和经验，也为体总增加了在奥委会说话的份量。只是此时已是5月底，6月5日就是奥运会报名的最后截止日期，但体总仍没有收到国际奥委会的答复。
台湾方面已于5月19日向组委会报名，决定派出22人组成的代表团，包括一支篮球队和一名准备参加400米赛跑的田径运动员。
6月4日，在没有奥委会回复的情况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任冯文彬和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联名，电告赫尔辛基奥运会组委会：中国决定派出游泳、篮球、足球运动员参加本届奥运会。
然而，事情进展并不顺利。
6月16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埃德斯特伦公开发表了一个关于中国的公告，说明了国际奥委会当时的立场：国际奥委会希望在来年解决中国问题，现在中国的两个组织――台湾的一个和大陆的一个，均不得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
这项公告引起了双方强烈的反应。董守义亲笔签名发电报，电告国际奥委会：依据奥林匹克宪章，你们是无权阻止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的。
台湾方面则在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布伦戴奇（美籍）的支持下，决定仍按原计划于7月12日正式出发，以显示参赛的决心，而此时运动员正在马尼拉训练。
1952年7月16日，国际奥委会第47届年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到会委员57名，3位中国籍委员均没有出席。17日下午2时，对于所谓“中国问题”的讨论继续进行，据当时会刊记载，发言者非常踊跃。最后，主席根据大家意见，请委员们就下列两个提案来投票：
一、不允许中国任何一个队参加。这个提案由大会执委会提出，获32票附议。
二、两个奥委会的选手们均可参加比赛，但其参加的项目，必须经过各国际单项运动总会的认可。这个提案只获得29票附议。
投票以秘密的方式进行，一共53人投票。最后结果为：第二个提案获得33票，第一个提案只获得20票。就这样，大会竟然否决了执委会的提案。
7月18日晚，北京终于收到了一封发自赫尔辛基的电报：
“根据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7月17日会议，我们很荣幸邀请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运动员，参加赫尔辛基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去，还是不去？奥运会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开幕了。
周总理批示：要去
此事关系重大，大家赶紧把意见写成报告，提交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7月19日，总理的指示终于传达下来，结果出乎许多人的预料。报告上爽快利落地批了几个字：“要去。请主席、少奇同志阅。”
众人再一看，毛泽东、刘少奇也已经圈阅。7月22日，体总正式电告组委会主席，称中国代表队即将出发。
23日，代表团的领导被周总理叫到中南海。56年后，每一位受访者都对总理的最后一句嘱托记忆犹新：“总之，重要的不在于是否能取得奖牌，在奥运会上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
24日清晨，3架小飞机从北京的西郊机场起飞。29日上午11时，飞机终于降落在赫尔辛基机场。
所有人心里只惦记着一件事：升旗。足球选手张邦伦和陈成达分别担任旗手和护旗手。国旗徐徐升起，伴着国歌乐曲声，终于飘扬在奥运村的上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五星红旗第一次出现在奥林匹克的殿堂里。
不过，这时比赛已近尾声，足球、篮球都错过了参加预赛的时机，只有游泳选手吴传玉能够赶上将于30日进行的100米仰泳预赛。
比赛开始，吴传玉与英国、法国、巴西、苏联、葡萄牙、墨西哥的选手同列第5组。他拼尽全力，最终游出了1′12"3，名列第五，没能进入复赛。然而，这却是新中国的选手在奥运会历史上留下的第一个比赛成绩。
(《北京日报》7.29 侯健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