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曲线”传教而开办
近代以来,伴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位于杭州钱塘江畔的之江大学就是其中之一。这所大学起源于1845年美国北长老会在宁波创办的崇信义塾。1867年改名为育英义塾并迁往杭州皮市巷。1911年迁至秦望山麓,并于1914年改名为之江大学。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马叙伦对此校十分关注,亲自创作了校歌。然而,多年后正是这位共和国第一任教育部长的马叙伦,亲手取消了这所教会大学。
蔚为大观的教会大学
马相伯,这位生于江苏的神甫早在民国年间就有“办学狂人”之称。他先后参与创办了震旦大学、复旦大学、辅仁大学,其中两所为知名的天主教会大学。
马相伯从法国教会徐汇公学获得神学博士,在游历欧美之后一度从政,还曾在朝鲜和袁世凯共过事,襄助改革政事。他于1901年退隐上海时,将祖产良田3千亩捐给天主教会。教会也投桃报李不负所望,帮助马相伯实现了办学梦。
1903年3月1日,震旦大学在上海徐家汇创建,创立之初学生中没有一个天主教徒。1904年教会安排具有不同教学理念的法国神甫南从周负责校务,马相伯次年被迫另起炉灶创办了复旦大学,意在复我震旦。至于教会辅仁大学,乃马相伯与英敛之一起长期商讨,联袂发起的另一所天主教会大学。
由于美国教会对大学教育更为积极,在华绝大多数的教会大学都是由美国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和圣公会创办的。
教会在华办学经过20世纪初的草创阶段,到20年代已蔚为大观。其中大学有十几所,星罗棋布于中国大地。虽然这些学校规模一般不大,在校学生只占全国在校大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多点,但办学质量非常之高。
日益与中国社会融为一体
从清末到北洋政府这些年,教会学校大多数时候是自顾自地发展着,不受中国政府的制约。但随着大革命的洗礼,国人的民族情绪空前高涨,在反帝爱国思想激荡下,强烈要求收回教育主权。北洋政府在1925年12月公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学校设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会名额之半数;学校不得以传教为宗旨。
大多数教会大学都能据此作出必要调整,开始向中国当局注册,选举中国人为校长,并建立中国人占多数的董事会。这些教会大学逐步适应中国的形势与发展的需要,限制课内宗教宣传与课外宗教活动,根据实际需要来进行自身的转变,日益与中国的社会融为一体。
各具特色的办学
所有的教会大学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重视英语的教育,很多课直接用英文讲授,所以教会大学的毕业生个个外语都十分流利。
教会大学各校名师云集,学生俊才辈出。以在当时的成就和名誉而论,很多都可与北大、清华媲美。如林语堂毕业于圣约翰大学,陶行知、程千帆、赛珍珠毕业于金陵大学,金庸毕业于东吴大学……此外,这些学校中有些特色专业闻名遐迩,比如燕京大学的社会系和新闻系,齐鲁大学的农科和医科,圣约翰大学的外语和医学,岭南大学的教育、商科及社会科学,之江大学的土木工程,以及沪江大学的化学……
这些教会大学的文凭都得到欧美国家承认,有的学校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有的则只需补修30个本科学分就可。无疑,这些教会大学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数百年,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
消失的教会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充分贯彻最高指示,表示要研究中国参考苏联,不再允许外国在中国境内办学。
1952年秋,国家对各大高校院系进行大调整,所有的教会大学悉数被解散,院系撤并到相关院校中,比如,燕京大学的文科、理科等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校址“燕园”成为北大的校园。圣约翰大学院系分别并入复旦、同济、华师大,原址上建起了华东政法学院。之江大学院系并入浙大、同济,在原址组建了浙江师范学院。教会大学中的外国教员则先后被遣送回国。
(《社会观察》2009年第8期 周为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