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眉生结识苏加诺的时候只有19岁。那时，他只是《天声日报》的一名见习华文记者。但自此以后，司徒眉生逐渐成为苏加诺外事活动中重要的帮手。
1954年亚非会议筹备期间，正是司徒眉生受苏加诺之托，将那些反对中国参会的声音传到中国，使中国了解到所面临的阻力。从而催生了周总理那次“求同存异”与“和平共处”的“补充发言”。
1965年，印尼发生“9・30军事政变”，为躲避苏哈托迫害，司徒眉生举家逃往澳门。
1971年4月22日傍晚，香港文华酒店。司徒眉生久违的莫逆之交来了。此人正是即将上任的第26届联大主席，当时的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马利克。此次访友，除叙旧外，马利克还想托司徒眉生“帮个大忙”。
“恢复中国席位，是第26届联大最主要的议题。我个人是想帮中国的。但苏哈托总统有明确训令，要中国进，也行，但必须同时保留台湾！所以，我现在非常需要了解中国的立场。”马利克面露难色。说到最后，他给司徒眉生抛了个“烫手山芋”：到北京摸摸底，看中国政府怎么想。
当晚，司徒眉生便将一纸书信，委托有关机构速转至周恩来办公室。但直到9月11日，司徒眉生才收到北京捎来急讯：已在广州安排专机，请即刻起身上京。
然而，世事难料。他万万没想到，就在抵达北京当天，“林彪事件”发生了。司徒眉生只得呆在招待所里。等了整整半个月后，终于有人敲门。来者，罗青长，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
“我是受周总理委派来找你的，对外绝对要保密。”罗青长告诉司徒眉生，中方立场已在8月20日发表的中国《外交部声明》里阐明。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谬论。希望马利克先生，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中国帮助，但也不必勉为其难。
司徒眉生说，那趟北京之行，他等于空手而归。司徒眉生回来后，跟马利克直言：“你不必再等北京回应了，他们现在忙得要命，你按自己的理念去处理吧。”
马利克陷入两难境地。他坚持“一个中国”，想中国入联。但他的总统苏哈托反共、反华……
司徒眉生向马利克推心置腹。“依我看，你不必太顾及外交部长这个位置。你不是苏哈托的人，他最多让你再干3年，就没戏了。但联大主席，意义不一样。每年都有一个，可名字总没被人记住啊，因为没做出什么事来。今年的联大，正好有中国这个大事，这就是机会！”
司徒眉生话锋一转：“在联合国大会上，你是联大主席，不是印尼代表！你有自己独立的身份和资格，完全不必顾及苏哈托的训令！而且，我觉得到投票时，一定还要让人家知道，哪个国家在反对，哪个国家在赞成……”
马利克听罢，两眼放光，终于有了笑容。
第26届联大如期而至。马利克果敢、睿智的临场表现，足见司徒眉生对他的触动有多大――他甘冒风险，力挽狂澜，将大会表决方式，改革为“唱票制”。这样一来，迫使那些原本打算浑水摸鱼，随大流跟着美国唱反调的国家，不得不重新考虑了。
在唱票表决的威势下，最后电子屏幕锁定的数字是――赞成：76票；反对：35票。马利克一锤定音：“中国以压倒的多数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扬子晚报》9.20 陈琦钿 朱联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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