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访华，邓小平谨慎地避免自己表态
西伦：1975年您访华时，邓小平这位新人在您面前表现如何？
施密特：很明显，毛泽东鉴于健康状况，已经不可能继续长期掌权。周恩来同样已经病得很重。至于邓小平将来会起什么作用，当时还不大明朗。不管怎样，他当时以副总理身份到机场迎接我。我们检阅了仪仗队。
西伦：您一定想从外貌上对邓小平打量一番吧？
施密特：是的。邓小平个头很小，身穿蓝色毛式制服，有一张普普通通的面孔，几乎算得上一个瘦弱的人，头一眼看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首次谈话十分礼貌，非常有外交风度和克制，所以对他的第一印象很难立即改变。不过我还是马上注意到，他身上有一种顽强的东西。或许这也是因为我已经知道，他曾经两次被打倒过。他开始引起我的兴趣。
在同毛泽东会谈之前，我们已经详尽地交换过意见。邓小平让我先谈，问得很多，却谨慎地避免自己表态。后来我才明白，他是想等着看毛对我是个什么态度。
西伦：他让您感兴趣之处是什么？
施密特：或许是他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意志力和他的说服力。不过，见过毛之后与邓小平进行的第一次长谈，对我来说更多是令人失望的。我和毛泽东谈的时候，邓小平是在场的，他只是听，没有一丝一毫的表情流露出他对毛的看法是怎么想的。
后来我们两人单独会谈时，邓重复了毛此前讲过的全部内容。他这样做的时候，绝对是谨慎小心，几乎是生硬灌输。尽管如此，他仍然讲得坚定而有力，不像是仅仅在鹦鹉学舌。谈话的时候，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您可以想象，这让我觉得很亲切。
第二次访华，邓小平让人看到了他真实的一面
西伦：1984年9月末，您应邀去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庆典。
施密特：这次庆典传达的信息人人明白：中国人民是自己在检阅自己。邓小平既不是国家主席，也不是党的总书记，但担任着军委主席，是军队的最高统帅。而他的致辞却是一篇文职人员的讲话。邓小平依靠军队掌权，却又能如此地让军人和军事的角色后列，或许这正是他手握大权的最重要的标志。
西伦：邓小平是共产主义者吗？
施密特：他极有可能是坚信共产主义理想的，因为他想以此实现社会公正。但是，他肯定不是个阶级斗争的斗士。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他或许是个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其实“理想主义”这个词并不适用于邓小平。因为他首先是个天才的实践家，一个能力超强的人，能够可靠而敏锐地感觉到什么事是做得到的，并且具有绝对的意志力把它办到。对我而言，他是个实干家。
可能做到的事，立即干起来。那些办不到的挑战，让别人去对付吧――这就是他的路线。让所有中国人尽可能地富起来，邓小平充其量在这件事上算得上是个理想主义者。如果人们想总结的话，也可以这么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位务实的社会主义者。
西伦：那么，1984年您见到的是不是一个完全改变了的邓小平？
施密特：我不这样认为。他正是我原先揣测的那个样子。不过，这次邓小平让人看到了他的真实面目。因此，1984年的谈话一开始，当他对我说了下面这些话的时候，我不感到意外：“我被打倒过三次，最近一次就是在您访问后不久。”带着一丝笑意，他补充说：“我相信这是最后一次了。”这时，随处都能感受到这些年来他赢得的权威。在我到人民大会堂会见他之前一个月，邓小平年满80岁。
然而与1975年我访华时相比，他1984年给我的印象反而精神得多。身体上，他给人以极佳的印象；精神上，他注意力集中，掌握着世界形势的最新情况。
西伦：邓小平的经济专业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在经济方面，他是不是一个充分合格的谈话伙伴？
施密特：他是。他在法国生活过六年，而且在雷诺的一个汽车厂干过活。那时候，他基本上懂得了市场经济是如何运作的。当然，他感受到了法国的发展水平比中国高得多。这肯定深深地影响了他，使他与毛泽东有了明显的差别。毛是在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后才出国的，而且只去过莫斯科。不过从谈话中已经可以看得出来，邓操心的只是大框架，而不是实施细节，不是现代经济的精密机制。
西伦：邓小平和党内其他一些领导的区别何在？
施密特：邓小平与别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党内一些人想同时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而邓小平洞察一切的本能告诉他，这样做国家会陷入混乱。90年代初，当戈尔巴乔夫试图在分崩离析的苏联这样做的时候，邓的估计得到了证实。邓小平宁愿坚持一党领导。
西伦：邓小平三次被剥夺权力，却又总能重新回到权力之巅。一个人如果不迷恋权力，怎么能到达这样一个高位呢？
施密特：邓小平没有给我留下强烈迷恋权力的印象。无论如何，他不是一个想当“皇帝”的人。权力的光环引不起他的兴趣，他不想统治别人，只是为了中国人过上富裕生活。这是推动他的动力，也是他的魅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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