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实践框架
中国
邹东涛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内核或精华基本相同。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着眼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取向，而“中国模式”概念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和路径。
邹东涛勾勒了“中国模式”的实践框架。他说，“中国模式”的实践框架主要着眼于对30年改革开放成功实践的理性总结：
第一，中国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及在其领导下的强有力的政府。这是维护中国复兴与崛起的重要政治前提。
第二，以人为本，民生至上，始终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地位，大力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第三，努力保持稳定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基石。在这个前提下去努力促进经济稳定、持续、高速增长。
第四，经济改革“理性超前”和政治改革“理性滞后”的非对称组合，是改革开放得以顺利进行和取得巨大成就的大智慧。当然，这种“非对称组合”发展到一定的时期必须不失时机地转变为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同步的“对称组合”，有时候甚至需要某些政治改革的突进。
第五，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激进式改革极容易引发社会矛盾；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则在改革过程中建立起了一个个缓冲带，有利于缓冲和化解社会矛盾。
第六，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但又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不搞绝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市场保持强有力的调控和引导作用。
第七，坚定不移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但必须坚决打击形形色色的权贵资本（即私人资本与公权力勾结的资本）。
第八，反对任何意义上的教条主义，坚持思想理论的创新。
（《社会科学报》10．15 王婷文）
“中国教训”同样应引起重视
很多人总结了中国的成功经验，这固然十分重要，但同时不要忘记“中国教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实现更好、更快、更长时间的发展。
“中国教训”包括以下一些重要内容：
第一，GDP至上问题。在盲目追求GDP高增长的背后是GDP的“含血量”过高，生态环境破坏和建设资源浪费现象严重。
第二，不平衡发展问题。社会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农村发展不能同城市发展同日而语、西部地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的发展。
第三，社会不公问题。基尼系数明显超出正常区间。社会不公现象还表现为：劳动者收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重逐年降低；农村居民和农民工遭受种种不公正的对待；社会歧视现象明显等。社会不公现象会使社会成员对于社会共同体的认同感降低，进而对社会的安全运行造成不利的影响。
第四，民生问题。社会保障严重滞后、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缓慢、公共卫生步履艰难、住房保障几乎是空白。
第五，公共财政的投向问题。大量的公共投入用于“铁公机”(即铁路、高速公路和机场)等高档公共基础设施以及豪华公共工程的建设，而真正用于民生改善方面的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较低，在世界各国中排在后列。这使得民生状况得不到根本性好转。
（《学习时报》10．19 赵慧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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