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制度缺陷，下情难明。中国那么大，地方差异复杂，机构层层叠叠，权力又高度集中在最上层，政策制定者只能靠逐级汇报和走马看花了解点滴情况，这中间的
二是手段错误，大轰大嗡。上级领导一声令下，各种宣传工具就摇旗呐喊，各级党政遵命而行，马上组成工作队，稍做政策教育便分派到基层去大会小会动员，组织群众大揭发、大检举。找到线索则大会敲、小会逼，不坦白便群策群力软硬兼施，没问题也逼出问题来，小问题也逼成大问题了。“三反”、“五反”在这方面发生的问题最为典型。
三是政策片面，数字管理。因为靠运动解决问题，自然就不能因地制宜，灵活掌握，不仅只能全国一盘棋，搞“一刀切”，就是具体管理也只能通过中间机构做原则监控，因此就只能层层靠数字、靠比例来考察。例如，土改运动中认定全国5亿人口90%以上是农民，农民中90%以上是贫雇农和中农，8%是地主富农，算下来就是3600万。各地均按照这个比例来划地富。划太多，就是左了；划太少，就是右了。
四是靠人治，不靠法治。所有这些运动，基本上都是打仗式的，各种配套的政策措施全都跟不上，仅凭以往的一些习惯做法和经验为参考，所谓“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像镇反、“三反”、“五反”等，全都是运动搞起来之后，才来考虑打击面大小和政策标准问题，运动轰起来两三个月后政务院才开始颁布相关条例。
五是盲目服从领袖和上级，宁左勿右。越来越“左”当然不易避免。
（《?望东方周刊》2009年第45期 舒泰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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