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何先生的头发白得比较早，所以，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满头白发，却精神矍铄。一望可知，他老人家的身体非常好。其实，这应该归功于何师母照顾得好。在和他们二老的交往过程中，听到他们讲述
我一定要做完的三件事
2003年的夏天，我去看望何先生时，他已经是92岁的高龄了。我问何老最近在忙些什么，他说：
“近来明显感觉老了，写作的效率很低了。答应写的《中国古代社会》到现在只写出了四分之一，好多事情都记不住了，查找资料也有一定的困难，确实是精力已明显感觉不行了。不过我有三件事是一定要做完的：一是写一篇文章介绍傅斯年先生的学术成就。他是我的恩师，有恩于我，我须知恩图报。这件事已经完成了。二是给我的另一位恩师陶希圣也写一篇文章介绍他的学术成就。他是北大的教授，曾主编过《食货》杂志，写过许多有关经济方面的文章。他这个人学问还是很好的，在指导我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方面帮助很大。三是给我的堂兄何思源编一部传记。我这堂兄不仅出钱供我上学，还供我留洋，亲哥们又能怎样呢？我也要为他编一本书。这三个人都有恩于我，我要知恩图报。”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那一代人把情谊看得是多么的重要。
我和陈独秀
何先生告诉我，他目前正在写回忆录，第一篇文章就是《我和陈独秀》。“陈已算是古人了，目前在这个世界上，和他直接接触过的，怕没有几个人了，我可能是唯一和他接触过的人了。那是在抗战爆发之后，国民党释放了所有的政治犯，陈出来后就在武汉。我那时也在武汉，正在负责编一本杂志，约陈独秀先生为我们写文章，他不仅答应了，后来还都写了。为此，我除了和他见过好几次面以外，他还给我写过好几封信。其中一封写道：‘我让（张）国焘给你送去的稿子，他没给你送去吗？’这些信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历史史料，我本来保存得好好的，但回国后，迫于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陈独秀和张国煮早就遭到了批判，我不敢保存这些信件，所以都烧了。”
胡适是如何看待批判的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即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内曾开展了批判胡适的运动，那时候，胡适远在美国，何先生和王毓铨先生也在美国。虽然中美之间相去甚远，但批判胡适的文章，远在大洋彼岸的他们还是能够听到和看到的。
当时写文章的主要是文化界和知识界的一些人，特别是同胡有过接触的人。他们大多迫于当时的环境和压力，写了揭发和批判胡的文章。但也有一些人的文章是真的在对胡进行揭露和批判。何先生说：“有一天，王毓铨去看望胡先生，说到国内正在开展的批判运动。胡先生说：‘国内这些人写的文章，其实不是真的在批判我，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一点我心里是清楚的。”
讲完了这件往事后，何先生又郑重地对我说：“回国后，我从来没有批判过陈独秀、胡适、傅斯年和钱穆，连陶希圣我都没有批判过，因为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我算是混过来了。对此，我可以说是心安了。”
（《大师的侧影》 张世林著 中华书局2009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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