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生曾给我看过他手写的一份自述。他说，他这一生治学荒疏，没有搞过什么像样的东西，只是做了几十年的“翻译匠”而已。这番话也许不能仅仅看作是自谦。记得董乐山先生也讲过类似的意思：一生笔耕，从笔尖下泻出的字数何止千万，但都是为人
我们这个社会，更看重那些高头讲章(不管里面有没有真学问)，而往往忽视翻译家的作用。例如，教育部门有个可笑的规定，翻译文学名著或学术专著不能算“科研成果”。然而，没有翻译就没有文化交流，缺少了这个中介，中国文化走入不了异域，异域文化也无法与中国人结缘。它是文化交流中最基础、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够给翻译家以应有的位置，结果就是，劣质翻译充斥于市，人的精神和人的教养得不到好的滋养，更加糟糕的是，对异域文化的误读大量出现。
（《南方周末》11．26 胡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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