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的是四川话，我当英语听了”

    1944年初，中国军队中翻译人员奇缺。

    为了配合盟军对日作战，1944年1月，国民政府从重庆的大学中征召应届毕业生充当译员。所有符合条件的男生，必须无条件服从政府征调，服役期为两年。服役期满后，方可发毕业文凭，不服从，则开除学籍。

    在这次大规模征调之前，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曾在1941年和1943年两次征调译员。当时，驻滇美军达数万之众，因缺乏翻译官，数千士兵无法上前线御敌。这两批应征的联大学生最远的去了印度、缅甸，近的留在云南，中缅印战场的几次重要战役几乎都有联大的翻译官参战，伤亡惨重。

    至1945年，国民政府在全国陆续征调和招收了翻译近五千人，合称“五千译员”。

    被征召的译员首先需要通过强化训练。

    重庆译员训练班是典型的美式强化训练，经6周集中培训方可被派遣到军队。训练之紧张，令译员们晕头转向。“有一天，听隔壁两个人吵架，结果一句没听懂，后来才意识到，这两位说的是地道的四川话，我当英语听了。”重庆译员训练班第一期学员、现年88岁的武汉人张良皋笑道。

    训练班的老师个个资历不凡。美国教员中有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英译者毕范宇博士，中国教员中有当过蒋介石翻译的王锡钧、重庆国际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彭乐善博士等，他们轮流到各个小组教口语。

    罢操事件

    结束了训练班的短期训练之后，张良皋被派遣到昆明，分配在炮兵训练所战炮连，担任翻译工作，并被定为三级译员。此外，他还领到了一套军服和符号，所不同的是，译员的符号上没有星，也不发肩章。

    炮兵训练所属于集中强化训练。每一批中国官兵操炮六周，教官是美国人。张良皋每天和他们一起，学习操作105毫米榴弹炮。

    在训练所里，中美两国官兵的待遇悬殊。据《剑桥中华民国简史》记载，一个美国士兵在中国的费用，抵得上500个中国士兵的费用。美国官兵能吃到正规快餐，执勤时吃豆子罐头、牛肉罐头和补充体力的大块巧克力，有时还可以抽到香烟。而中国士兵大多营养不良。

    在训练场上，中国军人的体格远不如美国人。一门炮，美国人8人一组，中国人十几个人一组，还常常搬不动。由于对美国人轻视中方译员的态度不满，译员们曾组织过“罢操事件”，连续三天不出操，后来经过调停，双方各让一步，平息了事态。

    经过这次抗争，译员们得到了正名，被确认其身份是军中文职人员，不是“雇员”。从此，美军人员不再随随便便称呼他们“interpreter(译员)”，而是不嫌麻烦地称他们为“interpreting Officer(翻译官)”。他们的着装也改为与美军一样。

    但译员们不喜欢歪戴的美式船形军帽，自己上街去买了一顶中国软边军帽。于是这支译员队伍形成了独特军容：一身美式军装，却戴中国军帽。

    “我曾是二战翻译官”

    1945年8月10日晚，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传到张良皋所在的昆明炮兵训练所，大家纷纷涌进大操场。炮兵训练所有很多信号弹，美国士兵们也顾不上请示上级，纷纷打开信号弹库。一时间，昆明上空被流光溢彩的胜利焰火点得通亮。

    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开始安排遣散译员工作。张良皋被编在遣散的第二批，于10月11日由昆明出发，21日抵达重庆。后于1947年顺利毕业。

    然而，解放后，这批译员大多遭遇坎坷。“在北京、武汉、上海的译员很多，大家能相互证明，比较容易说得清楚。去东北和其他地方的译员遭遇就不同了，很可能就没能扛过去。”

    几年前，张良皋应邀去美国讲学。中途他去加拿大看望老朋友，需要重新申请签证才能进入美国。“我花了一天时间写申请，表格里有一栏问，是否会使用武器，我就在备注一栏写上：‘会放炮，我曾是二战翻译官。’美方签证官微微一笑。几天后签证很快就办下来。他们对于二战老兵非常尊重。”  

    （《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11期 杨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