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禄是江青文革期间的第二任机要秘书。从1967年10月4日调到江青身边，到1973年6月11日被江青撵出钓鱼台，他和江青近距离共事5年多，是江青历任秘书中任职时间最长的。退休后，杨银禄定居北京亚运村。近日，杨银禄接受专访，讲述当年的秘书生涯。

    1973年6月11日是我落难的日子，我被江青打成反革命，撵出了钓鱼台。

    我们“五一”节前从广州回到北京。在广州时，江青因为有一次嫌室内空调开得冷而说我是故意害她。5月份平安过去了，到了6月11日，晚上8点半的样子，江青在钓鱼台10号楼吃晚饭，打铃叫我。“小杨，有一部电影，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我看过了，你给春桥、文元、洪文三人打个电话，问他们愿不愿意看。如有时间，晚上和我一起看。”她说得很客气。

    回到值班室，我挨个给三人的秘书打电话，回复都差不多，“这部电影首长看过了，今晚有事，就不去了。”

    我给江青一一做了汇报。“那算了吧，我自己去。”9点钟，她临出门，又说：“给他们三人再打个电话。还有一场电影，叫《桥》，问他们看不看。”

    我又按顺序打了一遍，还是那些话。这时江青已经到了17号楼的放映厅，我跑去跟她说，“《桥》这个电影，9号楼两位领导（张春桥、姚文元）说已经看过，晚上有事不来了。16号楼首长（王洪文）今晚有事，也不来了。”她说：“知道了。小杨你回去吧。”

    回去处理完手头工作，我在门厅等她回来，一直等到凌晨5点。这时外边有车过来，我赶忙跑过去，下来的是中办主任汪东兴。

    “跟我走吧。”“干嘛？”“跟我学习去吧。”

    大家都知道，文革中，工作出了问题才办学习班。我一愣，连忙问出什么事了。“我也不知道。大概是看电影的事。”

    到中南海南楼，江青的警卫周金铭也在。他站起来说，“咱们俩同样下场。”大周说，江青看电影没多长时间，越看越生气，就到9号楼去了。“春桥同志，《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你看过？”听江青声音不对，张春桥没加思索：“我没看过。”江青又问姚文元。姚文元说：“看没看过，我不记得了。”

    江青怀疑我没打电话，欺骗她。又让大周去放映室查记录。大周跑到放映室一查，这俩人都看过了，张春桥看了还不止一次。

    大周回来如实报告，江青脸一下就变了。“周金铭，你的调查也是假的。”后来就直接坐车找总理去了。“总理，把杨银禄和周金铭给我关起来。”江青进门就嚷：“他们挑拨我们的关系，犯了欺君之罪。”还是总理沉得住气，说：“你们三位略坐一下。我内急，出去处理一下。”

    总理一出西华厅，就直奔汪东兴办公室，把他从睡梦中叫起来。“到底什么问题？这两位同志我知道，都是好同志，怎么成反革命了？”总理给汪东兴交代，“你把他们带到中南海，保护起来，哪儿都不许去。”把我们交给汪东兴处理，这是总理的精明之处。如果交给公安部，我们就完了。

    总理还不放心，让汪东兴找机会报告主席。汪东兴当天就给主席说了。主席说：“杨银禄？这人我认识啊，农民出身。怎么一夜之间成反革命了？我不相信。”“你要保啊！他们都是孩子，这么大的帽子，戴得动吗？”在主席眼里，我们都是孩子。

    我们在中南海办了两个月的学习班，这两个月，家里人也不知道我们到哪去了。后来还是主席发话，对汪东兴说：“这两个孩子都是北方人，不知道稻米是怎么出来的，你叫他们去干校，锻炼锻炼，搞一个过程，回来给安排工作。”

    10月11日，我们下放到江西省进贤县中央办公厅的五七干校。到1975年1月，我们回到北京并被安排工作：我回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宣传科，大周到司令部警卫科。

    （《文史参考》2011年第7期 杨银禄口述 李明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