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夏天，站在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的办公室里，北外研究生毕业的张维为感到一丝新鲜，也有一点兴奋。经过层层选拔，他终于来到了这里——外语系学生最向往的地方、传说中神秘的外事部门。但他并不确定，“翻译室”具体是做什么的。后来，张维为了解到，翻译室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副总理以上的领导人担任翻译。

    出国“装备”

    当时的翻译室有二十五六个人，分为英文处和法文处，两个几十平米的大办公室。当时分房很难，外交部的司长们都还住在筒子楼里，连宿舍的床位都没有了，张维为就在办公室的打字间里，一住好几年。他第一次领到的工资有一百多块钱。

    进外交部后第一次出国，是去日内瓦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临行前，他领到了出国的置装费，和同事一起到王府井的红都服装店量身定制了一套西服。那时，招牌上“红都”两字后面还有个括弧，括弧里写着“上海迁京”，以显示这家中国顶级西服店的上海血统。

    此外，出国人员可以领到一个皮箱。如果是冬天，还可以去外交部的库房借一件大衣。库房保管员是一位乐呵呵的大爷，他打量一下来人的身高体重，径直进库房里拿一件大衣出来，尺寸差不多就行，没得挑。大衣都是统一的蓝黑色，毛料。出访结束回国后，箱子和大衣都要还给库房，统一清洗保管。

    为邓小平担任翻译

    在翻译室工作期间，张维为曾在多个工作场合见到过邓小平，但第一次直接担任他的英语口译，则是到外交部工作两年以后，1985年的8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那一天，在福建厅里，邓小平和中方人员一一握手后，坐到沙发上，点上他那招牌的熊猫香烟，开始听外交部长吴学谦的汇报。因为当时邓小平听力已经不太好，吴学谦的一些话要重复两遍。按礼宾惯例，中国领导人会见外宾，一般会安排客人坐在主人的右侧，但因为邓小平左耳的听力比右耳好，因此，礼宾司会安排客人坐在他的左侧。

    邓小平会见的是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这位桀骜不驯的非洲领导人，1981年访华时曾会见过邓小平，4年后的这次会面，交谈的主题仍是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问题。邓小平从土改谈起，耐心地向穆加贝解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坦率地指出曾经犯下的左倾错误“所带来的惩罚”，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穆加贝似乎还是有一点不放心，他说：“如果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将会给世界进步力量带来巨大损失。”

    这时，张维为注意到邓小平脸上透出一丝不耐烦——这也是在他多次担任邓小平的翻译中，唯一一次看到邓流露出不耐之色。只见邓小平掐灭手中的香烟，习惯性地用食指点向前方，声音响亮有力：“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这个政策、社会主义的政策、我们的国家机器是有力量的，是能够去克服这些东西的。所以呀，事情并不那么可怕。”

    计划外的会见

    当时，所有到中国访问的外国元首，都希望能见到邓小平。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层已经有了共识，为了让小平同志健康长寿，要尽量减少他的工作，因此也减少了他的外事活动。会见安排的固定程序是：外宾来访之前，由外交部地区司提出接待方案，报部长批准；外交部再和邓办联系，安排具体时间。一般来说，只要是外交部提出建议，邓小平基本上都会同意会见。

    尽管外交礼宾安排严谨，但也有破例之时。1985年9月，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来中国访问。当时的总理赵紫阳在和他会谈之后，对这位独特的非洲领导人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会谈后，赵紫阳对外长吴学谦说：“这个人很有头脑，我建议小平同志见见他。如果你们不方便说，就跟邓办讲是我说的。”就这样，原本并无计划的罗林斯，就有了拜会邓小平的机会。

    当天晚上，在钓鱼台国宾馆中，警卫看到罗林斯一直坐在庭院中的小花园里，至半夜三点依然不寐。礼宾司官员给张维为打电话，请他去劝说罗林斯回房间休息：“明天还要见小平同志呢！”

    张维为奉命前往。罗林斯告诉他，前几天在中国厦门特区的考察，让他看到中国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让他感慨万千，难以入眠。“我在思考一些问题，明天去见邓先生的时候，要好好向他请教。”

    （《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13期 刘婉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