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19日，一群身着黄色军装、打着绑腿的年轻人，出现在了洞庭湖。

    仅仅在大约半年前，“七七事变”爆发，硝烟弥漫的北中国已经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来自清华、北大和南开的他们，奉命千里南下，来到长沙，于11月1日，组建长沙第一临时大学，即西南联大的前身。

    现在，身处异乡的他们，将兵分三路，从异乡奔赴异乡。其中一路、也是最危险的这一路，就是从洞庭湖出发的湘黔滇旅行团，直下益阳，沿着湘黔公路，进行一场“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

    清华教授闻一多是三校迁徙中的一员。从湘江之岸到滇黔的盘肠大山，一路上，他画了很多素描，来纪念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闻一多的素描应该在1938年4月28日停止：湘黔滇旅行团的297名成员，在经过68天的跋涉之后，顺利到达昆明。

    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在战火硝烟中正式开学。

    与此同时，5月17日，在陕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中共领袖毛泽东写下了关于这场战争的著名文章——《论持久战》。

    一所学校与一个国家的历史和命运，开始展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比如，迎接他们的都是八年艰难但却辉煌的时光。

    为了补贴家用，有的教授只好把从原校仓促离开时舍不得丢掉的书籍廉价出售。可是，书总有卖完的一天，正像生物系教授沈家瑞的自嘲：现在只剩下几个空箱子可卖了！

    住房也是一大困难。1938年，结束剑桥大学进修的华罗庚，来到西南联大任职，可是一家人无处可去，恰好闻一多要移居昆明西郊，便邀请华罗庚一家同住。闻一多一家八口，华罗庚一家六口，两家人用一床布帘子隔开。虽然两家有儿女住校不回家，可仍然拥挤不堪。无奈之下，华罗庚只好出去租了个农民的牛圈楼。牛住下面，一家人住上面。

    教授们恪尽职守，学生们亦“救国不忘读书”。炮火中的西南联大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短短八年时间里，联大共培养了2522名毕业生，加上投笔从戎以及各种原因中途辍学者，进联大受过教育的学生共达8000余人，其中不少人成为了蜚声中外的第一流的科学家，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两弹”元勋邓稼先，著名化学家唐敖庆，著名力学家、地球动力学家王仁，著名数学家严志达，著名气象学家叶笃正，著名物理学家朱光亚……

    始于艰难，终于光荣。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昆明举行了最后一次毕业典礼。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西南联大宣告它的历史使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