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王国维是公认的一代国学大师。但是，正当王国维的教育与学术生涯如日中天之时，他却在五十盛壮之年，跳进了颐和园的昆明湖自杀，这是为什么？后来的猜测很多，但因地位不同，视角各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了近现代中国的一个永远的文化之谜。不过，当时他的清华研究院同仁的说法，应该是最直接最有参考价值的。

    第一，是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的说法。据《吴宓日记》1927年6月2日载：“王先生此次舍身，其为殉清无疑。”于6月3日载：“……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

    按照吴宓的认识，王之自杀原因，一是为前清殉节；一是为维护中国传统文化而甘自赴水。

    第二，是清华同仁梁启超的说法。当时梁氏如是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棰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梁氏结合形势加以论述。1927年，北伐声浪席卷中原大地。形势日益紧张，守旧者日感气氛恐怖。这是王氏致死的原因。

    第三，是清华挚友陈寅恪的说法。对于王氏自杀之因，陈氏在其《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中指出：“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思想，一姓之兴亡。”他着重从王国维一生追求真理的学术良心出发，认为王是为维护和发扬中国数千年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而死，而不能以一己之恩怨是非来作判断和论定。

    以上清华研究院同仁诸解，各有根据和道理，我略加补充辩证，谈谈自己的推断与认识。

    首先，说王国维是为“殉清”而自杀，表面似乎不无道理。在日常生活中，王氏头戴瓜皮帽，身穿马蹄袖，不脱前清服饰，这不是复古守旧又是什么？1922年冬，前清陕甘总督升允推荐王国维等人紫禁城陪溥仪读书，充南书房行走，食五品俸，“着紫禁城骑马”，王以此感激小朝廷的知遇之恩。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国民军逐出故宫，王视为奇耻大辱，曾与罗振玉、柯绍忞相约投御河自尽，但未果。联系往事，说他为前清“殉节”，似不无道理。但如果他在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之时投河自尽，那可说是为“殉清”而亡；但在1927年，他已在清华工作了好几年，与小朝廷关系日疏。溥仪也已被日本控制，这时的王国维，又有什么名目为之“殉节”呢？

    其次，梁启超的革命“恐怖”致死论，也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在王死前几天，清华研究院同仁聚餐，梁启超谈到时局的急遽变化，他准备很快离京到天津避难。这对王国维是一个严重刺激。当时的梁启超，是个敏感的风云人物，关心他保护他的人很多，连他都感到形势紧迫、心理紧张，而王则无权无势，又将如何应对形势呢？无门无路，想走也不成，只能困坐围城，静待“痞子”暴行降临自己头上，向来自尊自重的王国维，能忍受得了吗？不死又将如何？

    再次，分析王氏死因，我认为陈寅格的殉文化说最为精当。从根本上说，王国维缺乏实际政治能力，他只能是一介真正的文人学者，写文章做学问，才是他的生命活力之所在。然而，当日中国，积弱积贫。王国维认为，只要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不灭，就可以唤醒国民，走向新生。但是，现实却是军阀混战，政治家用武器的批判来大规模屠杀人民，自绝国家命脉。如果因现实环境的严重压迫，摧毁了他的学术真理之追求，那么王国维只有抱着不自由、毋宁死的态度，不惜一死来回答历史的挑战。所以陈寅恪在《王观堂挽词序》中断言，王国维的自杀，是为拯救中国文化而殉节，而非为一家一姓之愚忠。

    （《文史知识》2011年第4期 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