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26日，乌克兰切尔诺贝利爆发了史上最严重的核工业事故。为了扑灭大火和“封堆”，并对事发地周边无数高放射性的废墟和物质进行清理，前苏联前前后后派出了数十万“清理人”。其中许多人难逃辐射毒手，或是疾病缠身，或是英年早逝。

    乌克兰科学家谢尔盖·别利亚科夫：

    “6次往返地狱”

    1986年，只有30岁的谢尔盖·别利亚科夫在乌克兰一所大学担任化学老师。

    直到核事故发生数周后，前苏联政府才对外承认。别利亚科夫当时是预备役军人，曾接受过化学战防御训练。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不顾妻子的反对，自愿参加了切尔诺贝利的清理工作。

    1986年7月，别利亚科夫被派往切尔诺贝利。

    别利亚科夫在切尔诺贝利待了40天，参加了23次轮班，任务是爬到3号和4号机组的天台上执勤，收集沥青并用铁锹将之丢弃。这些沥青都是反应堆爆炸时被喷出来的，本身含有很高的放射性物质，而且天台位于户外，那里的辐射值非常高，暴露在如此辐射下的人将在数分钟内死亡。

    别利亚科夫共有6次往返辐射区，他形容犹如“6次往返地狱”。

    天台上洒满了高毒性的沥青，执勤者得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地把更多的沥青刮下来并用铁锹带走掩埋。别利亚科夫在天台待得最久的一次是2分钟，而最短的一次他只待了30～40秒钟。

    别利亚科夫回忆说，自己第一次前往天台的经历是最糟糕的。“我的护目镜里都是汗，就在那短短的时间里，我的体重可能就减少了10磅，因为那次经历实在是太触目惊心了。”

    和别利亚科夫一块儿前往切尔诺贝利的勇士有数百名，他们身上的防护装备少得可怜：一块铅片制成的简易防护背心，只能护住胸口和腰部；一对厚重的手套和一个防毒面具，但是这些都无法起到防辐射的作用。

    当时的工作人员每天接受的辐射量限额约为240毫西弗。根据美国环保总署提供的数据，500毫西弗的辐射量就可能导致恶心呕吐，1000毫西弗则可能导致大出血。

    当一名清理者累计接受的辐射量达到3000毫西弗时，他就会被遣返。许多参加清理工作的工人都英年早逝。别利亚科夫说，据他所知，跟他一块前往切尔诺贝利的人中至少有5人在不到10年间相继去世。但别利亚科夫也表示，还有许多人像他一样活到了50多岁，因此很难将切尔诺贝利核辐射视为这些人早死的唯一原因。

    仍有充足的体力打上一场篮球的别利亚科夫仍是幸运的，他说：“辐射对于活体器官的影响差异极大。有人在遭到辐射后仍然活得很好，但不幸的是，也有人只接受了低剂量的辐射就失去了性命。”

    别利亚科夫还用俄文撰写了一本名为《清理者》的回忆录，这也是他为了克服自己的心理和生理阴影而写就的。

    消防员维克托·比库恩:

    灭火两小时后撑不住倒下

    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40分，消防员维克托·比库恩被门铃声惊醒。开车出来后，他意识到这场灾难有多严重。

    “眼前一片火光，到处是黑的烟雾、红的火苗，还有熔化物，”比库恩数年前回忆说，“反应堆顶盖已被炸开，沥青、混凝土和石墨四处飞溅。石墨所到之处，一切都被熔化。”

    在核电站，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有的仓皇逃走，有的正在向莫斯科呼救，消防队员们则义无反顾地冲进火海试图用水灭火。比库恩就是其中一员，当时他只穿着一身棉布制服，驱车轧过已落在地上的反应堆金属顶盖，一直去到距离4号反应堆仅仅15米的地方。

    他徒手把消防水管浸入最近的冷却池，吸足了水供给正在与大火作战的同事。

    短短几秒钟以后，伽马射线开始侵袭他的五脏六腑，他大约每隔半分钟就要呕吐一次，逐渐感到头晕目眩和体力不支。两个小时后，他终于支撑不住倒下了。

    比库恩的同事将他救离了现场，先是送往当地一个诊所，后又被送到了莫斯科的专门医院。

    5个月后，比库恩获准出院，但必须坚持每年到医院做两次体检。他患上了糖尿病、白内障、心脏病、神经紊乱和其他一些慢性病。

    医生后来开具的证明显示，他受到260生物伦琴（约2600毫西弗）的辐射。有专家称，他吸入的辐射量其实比这更多，足以导致急性辐射病。

    目前，比库恩携妻子娜杰日达及两个女儿柳德米拉和瓦莲京娜住在莫斯科。

    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在被诊断患有急性辐射病的134人当中，有28人在1986年就死了，包括至少6名消防队员。

    “这些人拯救了欧洲，”他曾抚摸着队友们的黑白合影说，“假如他们不尽职尽责， 大火就会蔓延到1号、2号和3号反应堆。”

    科学家娜塔莉亚·曼佐洛娃：

    脖子上的“切尔诺贝利项链”

    局势获得控制之后，前苏联政府派出了一些科学家前往切尔诺贝利对核事故产生的放射性尘进行研究，娜塔莉亚·曼佐洛娃就是其中一员。

    1987年下半年，曼佐洛娃到达切尔诺贝利时，当地的动物正在开始大批地死去。曼佐洛娃所在的研究小组共有13名科学家，主要任务是清理爆炸后产生的大量毒性物质。除了她以外，其他12名同事都已经不在人世。

    到了切尔诺贝利之后，清理员需要将那些沾满了放射性尘埃的动物尸体或者其他日常用品掩埋起来，为了降低辐射风险，有些核电站附近的房屋也被掩埋了。

    在切尔诺贝利附近，曼佐洛娃和同事们发现了一座死镇，镇上空荡荡的，却又好像都还住着人，因为户外的晾衣绳上仍挂着许多衣服，厨房的饭桌上仍摆着饭菜。这里杂草丛生，但大多数建筑物仍保存完好。

    “从这里撤离的人们把所有的物品都留在了房子里，包括他们的宠物，所有东西。”这样一来，许多被遗弃的宠物都流落在这片充满放射性物质的街头。一次，一头明显患有辐射病的硕大野猪还袭击了研究人员驾驶的车辆。

    曼佐洛娃说自己的脖子上有一条“切尔诺贝利项链”，可是这条“项链”既不是金银也没有宝石坠子，而是两道长长的、开刀后留下的疤痕。

    离开切尔诺贝利数年后，曼佐洛娃就因为患上甲状腺癌而切除了一侧甲状腺。去年7月，她又切除了另一侧的甲状腺。现在，59岁的曼佐洛娃必须坚持接受鸡尾酒疗法，以弥补甲状腺被切除后无法生产足够荷尔蒙的缺陷。“我的免疫系统非常脆弱，它（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毁了我的生活、我的健康。”

    （《广州日报》4.23 彭玉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