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粗一算，鄱阳县比鄱阳湖年长了800多岁。鄱阳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首批设立的县之一。这是公元前221年的事，设县200年后，又成立了鄱阳郡，相当于现在的省辖市。

    公元600年左右，彭蠡湖随着洪水进一步向南迁移扩张，淹没两座县城，最终靠近了鄱阳郡。从那时期，彭蠡湖改名为鄱阳湖。

    鄱阳湖因鄱阳县而得名，鄱阳县也因鄱阳湖的滋养而更加富饶，并因此一度更名为饶州。

    鄱阳湖肥沃的冲积平原成为鄱阳人的天赐粮仓，而烟波浩渺的鄱阳湖水域，为鄱阳人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渔业资源。鱼米之乡的美誉因之流传。在工业革命到来之前的漫长农耕年代，鄱阳在鄱阳湖的庇护和浸润下，俨然是渴也渴不到，饿也饿不到的温柔富贵乡。

    民国之后，公路和铁路兴起，水运交通枢纽鄱阳的区位优势渐失，经济发展速度逐渐落后于周边一些地区。鄱阳的行政级别也从州府降为县。

    直到上世纪80年代，鄱阳人出门主要还是坐船。到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等地均有专线客轮，一天一班，甚至一天分早中晚数班。2008年，从鄱阳到南昌的客轮和快艇才宣告停运，让位给了高速大巴。

    那些渗透到鄱阳人的精神和血液里的影响，则无处不在。

    “江湖气”这个词如何得来不得而知，对于许多地方的居民，江湖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场，是性格发育的环境色。就像鄱阳人，没有一点江湖气，是没法同环绕身侧的江与湖和谐相处的。渔民多少是要有点剽悍的，他要同风浪斗，还要抢水面和别处的渔民斗，这些仅靠知书达理是办不到的。

    江湖气的另一个表征应当是漂荡意识。渔民外出作业，少则几天，多则数月甚至半年。家的概念与羁绊就不像山区人那么明晰。甚至，由于长期的动荡迁徙，许多渔村的宗族谱系都缺乏一以贯之的明晰脉络，不少人只知道近祖而不知远祖。

    鄱阳人的足迹与影响遍及鄱阳湖周边地区，最后以码头的形式固定下来。至今，鄱阳人称一个人在某个领域里取得地位，用的比喻仍是“打出了码头”。码头是江湖意识的最高形式，也是它的终结。毕竟，江与湖都不能和大海相比，鄱阳人爱闯荡敢闯荡，但自古以来，愿舍弃江湖码头四海为家的，却寥若晨星。

    鄱阳湖属于季节性湖泊，“枯水一线，洪水一片”。人在湖边安居，很难确切拿捏与湖亲近的分寸，远了不能充分享受濒水的便利，近了难免被水戏弄。鄱阳湖每隔一些年就要趁着夏汛跑到村和镇里来做一次不速之客，把人逼到楼上或山上住个把月……

    我私自揣想，或许是基于这个原因，鄱阳尽管不缺少历史，却无法保留自己的历史。

    (《人民日报》3.23范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