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病人

    最近几年，毕业于北大心理学专业的媒体人武志红忙碌了很多，除了日常的媒体工作，私下里，他更像一个私人心理医生，以至于他不停地感慨现在的“中国病人”怎么这么多。

    他所说的“病人”并非身体疾病，而是心理。表现在个体上，是工作生活压力剧增却又无处释放，缺乏信任感、安全感，或深埋强忍或酗酒寻乐，更有甚者选择自杀，比如富士康13连跳的工人们；体现在社会层面则是影响极大的恶性事件频发，远的如马加爵案、邱兴华案，近的如药家鑫案、上海机场儿子刺杀母亲事件。

    通过梳理这些恶性事件，武志红发现，新闻事件的主角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比如2007年之前，还可以说是“病人病了”，马加爵、邱兴华、杨丽娟……这些新闻主角其实都是孤独的“病人”，可以看到他们内心的分崩离析和苦苦挣扎；2007年是“当官的病了”，“华南虎”、“黑砖窑”身后站着的是一群群权势者；2008年后则是“大家都病了”，三聚氰胺、宜黄自焚……每一个人都被卷了进来，每一个人都在感到不安，仿佛什么都将临头，什么也都躲不过去……

    从个体到群体，再到全体，当整个社会氛围变得日益乖戾时，无数个人的内心也会受到莫名的冲击。

    武志红越来越觉得不乐观。“我们的内心变得越来越焦躁，越来越不安，所有的食品都不敢吃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降到了最低。大家怀着强烈的不安全感，且人的底线被不断地一次次刷新，不安全感加上愤怒，处理不好，就会产生强大的攻击性。”

    如此生存的背景，让每个人都在承受着多重压力，尤以高学历、有产者的不安全感更甚，他们中有能力者最直接的解决方案就是主动躲避，如移民。退而求其次，则是守着这份不安定的家园，寻求一个强大的内心，比如皈依宗教，比如修炼心灵。

    心灵自救

    与武志红的研究不谋而合，也正是在2007年前后，源于欧美的舶来品“心灵自救运动”（也即身心灵运动）经由台湾进入了内地。

    2007年，胡因梦带着台湾第一气质美女及李敖前妻的标签，以身心灵讲师的新身份占据了中国内地公众视野一整年，她带着翻译的系列身心灵书籍在各大城市宣传停留，所到之处以她的知名度捆绑了“身心灵”概念，第一次持续不断地冲击着国人的耳膜。

    如果你观察当下这场大有蔚然成风之势的身心灵运动，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它的传播路径就像很多流行文化的全球旅行一样，同样经由欧美传入台湾，再转销中国内地。

    把时钟拨回到1960年代，它的发源地西方。欧美正值巨大的社会转型期，那是一段自我仇视、自我反省的动荡岁月，越战和美苏核战阴影之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伴随着急速膨胀的个人腰包的，其实是反文化的大狂欢——性解放运动、民权运动、反战运动。

    彼时的欧美也“生着病”。民众一边在性解放、嬉皮士和反战的喧嚣中寻求压力释放，一边也在这种逆反姿态中努力赋予世界与生活其中的自我意义感。当然，急速积累的物质财富也给予生活于此的富裕人们寻找自我、寻求意义的可能性基础。于是乎，不少家境优越的人走出舒适安逸的生活，带着强烈的迷惘与极度的渴望，踏上了心灵之旅，许多人对印度瑜伽、中国《易经》等东方文明发生了浓厚兴趣，他们希望从东方的古老智慧里寻求答案。这场运动后来被称之为“新时代的灵性觉醒运动”，而它正是当下在中国流行的“身心灵运动”的鼻祖。

    上世纪80年代，因为“解严”与开放进内地，内外环境的急剧变化促使台湾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台湾的未来，一批台湾本土的探索者经过翻译和海外留学经历触碰到身心灵领域，随即在岛内也掀起了新时代运动。台湾大学社会学系陈家伦博士就曾撰文分析称，台湾的新时代运动是美国新时代运动全球化扩张的一个环节，“相对于其他外来宗教，它带来的是一种具有高度融合性的新形式的灵性观，除了具备所谓后现代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形态之外，又带着台湾所熟悉的东方宗教的色彩。”

    中国内地当下的这场身心灵运动的兴起，某种程度上也有着与欧美甚至台湾相类似的社会背景：整个社会处于巨大的转型变革期，物质逐步丰富的同时，天灾人祸让民众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感急剧上升却又无处释放，因为绝大数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一定意义上而言，宗教是这种情绪最直接的释放出口和精神寄托。宣称能强大内心的身心灵运动于是顺时而生，并受到中产阶层的热捧。

    为什么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在面对这场社会剧烈转型阵痛之时，没有从自身内部寻找治疗之道，反而用这个西方的舶来品寻求心灵安慰？这自然与近一个世纪来的传统文化断层密不可分，也不能否认在全球化工业链条之下的中国，无法置身其外。当然，在有人拥抱西方的身心灵修养的同时，也有相当多的人从东方传统精髓中汲取力量，参悟生命，比如身处自由之地香港，受教育于传统文化盛行的台湾的公共知识分子梁文道，2008年，皈依了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