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万富翁陷入困境

　　严将权是被公认“做得比较大”的“煤老板”。从2003年开始，严将权投资3个多亿，与政府进行一场“逐富”赛跑游戏。可这次，他输了。

　　26年前，严将权只有17岁，从温州农村到山西的煤矿，成了一名井巷工人。后来，煤炭业不景气，投资人付不出工程款，严将权“被迫”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煤矿，之后的几年里，煤炭业市场开始复苏，严将权手中的煤矿迅速上涨。

　　2000年初，严将权成了“亿万富翁”。

　　2003年，他在晋城的东山花了五百多万元买下一个几万吨的小矿，准备继续在煤矿中赚取大额利润。

　　但矿还没采，政策就变了。

　　2004年，山西煤炭产权改革，将年产3万吨以下的小煤矿彻底淘汰。

　　严将权决定趁势而上——“继续大量投入，引进设备，让我的矿达到政府设定的标准”。他自信手中有相对雄厚的资本，能在竞争中占得优势。他花了大笔的钱，办全各项手续，成功将自己煤矿的产能从原先的4万吨提升到9万吨。

　　2006年，山西省政府出台《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淘汰关闭核定生产能力9万吨／年以下的煤矿，并第一次对煤矿进行强制整合。

　　和之前不同的是，此次山西开始煤矿的产权改革，规定只要交一笔“资源费”，矿井的储量和生产达到一定要求，个人就可合法拥有。在此之前，采煤只需向国家缴纳每吨几毛钱的费用，地下的煤田便可随意开采。

　　“比如你想开采一个总量1000万吨的煤矿，那么你要交每吨7元（各地价格不一）的‘资源费’，也就是7000万元，一次付清。”严将权说。

　　“资源费”再次将一些缺乏资金实力的人拦在了采矿门槛外，严将权又趁势花了几千万，在附近买了一个矿。他告诉自己，只要这些矿一开始生产，一两年内就可以回本。他在交了上亿的“资源费”后，再次不厌其烦地为他的矿提升产能、“跑手续”。

　　但“手续”一跑就是两年，他都记不清花了多少钱。

　　九成浙商“自愿”签订转让协议

　　“2003年买的矿，几年下来我总共投入了两亿多，2006年买的矿我投了一亿多。”严将权说，他终于等来了开工。

　　可是总共开工3个月，开采了一个月煤，政策又变了。

　　2009年5月，山西省出台《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所有小煤矿都要关闭，所有煤矿都要挂靠国有企业。

　　“这几年我一直在投入，一直没有产出，一下子让我转让煤矿，我接受不了。”严将权说，“我投的3亿多怎么办？”

　　严将权说，煤老板的煤矿转让给当地国有企业，需要签订一个《进驻被兼并煤矿协议》。

　　据来自山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的不完全统计，目前95%的浙籍投资者均“自愿”与当地政府签订兼并协议。

　　2009年9月底，严将权和山西煤炭运输公司也签订了协议，转让51%的股权给该公司。

　　转让协议签了，可具体如何赔偿，他还不知道。

　　山西省煤监部门一位负责人此前在媒体采访时说，煤老板对30万吨的煤矿一般开价2亿元以上，但实际上能拿到一半就不错了。

　　“能赔到这个比例算不错了。”山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原秘书长金松在山西待了几十年，对山西官场和煤炭行业都甚为熟稔。他表示，很多外省煤老板并非真正拥有煤矿产权，大多是和山西当地的村镇合作“集体挂名、个人经营”，一旦煤矿被兼并或重组，其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而且，这种运作，包含了外省煤老板在当地大量的“隐性费用”投入，政府在评估煤矿的时候，并不会计算这部分投入。“实际投了1亿，能给你两三千万就不错了。”

　　温州炒煤团损失最重

　　金松说：“不过这次受损失的，主要是2005年后进入煤矿行业的人。早期进入的那些煤老板，早就已经赚够了。”

　　2004-2005年间煤价大涨，很多投资煤矿的人回报率高达10倍以上。

　　“2002年一个十几万吨的煤矿，开价250万，2005年这个煤矿就涨到8000万。这个利润太高了，钱也来得太容易了。”金松说，就在那个时候，温州民间资本大量进入山西煤矿，“温州炒煤团”也就是那时诞生的。

　　但到了2007、2008年，由于煤矿价格过高，已经有投资者开始亏本。

　　山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曾指出，山西小煤矿的关闭可能造成温州大量民间融资的纠纷。

　　“我们那边，能在煤老板那里‘搭股’，一度是潮流。”温州苍南人沈清说。有些人手头资金不多。好不容易凑了10多万元，求爷爷告奶奶，送到煤老板那里，“煤老板收下钱后，甚至连个收条都不会给，说不定还会悻悻说一句：‘这点钱，一般我是不收的，看在某某情面上，大家一起发财吧’。即使这样，送钱的人也觉得已经感激不尽。”

　　温州平阳县水头镇的居民也对此感触颇深。在平阳县政府部门工作的林宇凡说，当地一度最红的投资，就是拿钱给煤老板，然后等着分“红利”，因为利润实在是太大了，一般年回报率能达到40%左右。

　　最疯狂之时，不少水头人将家中房产，统统抵押到银行，换来现钱拿给煤老板。公开资料显示，仅水头镇上的两家国有商业银行，截至2005年10月底，个私贷款中投向煤矿开采项目的，总计约有2.3亿元。

　　“抵押房产还是小头，有些做企业的，会向银行大规模借贷，表面上说是用来扩大生产，其实都拿给了煤老板。”林宇凡说。

　　而现在，其中大多数跟煤老板一样，血本无归。

　　“和气生财”造就唯一的例外

　　山西煤矿整合事件使温州煤老板大多损失惨重，但黄祥苗却成了少数的例外。

　　去年苍南县矿山井巷行业协会举行年会时，苍南籍企业家黄祥苗宣布，他已融资15亿元，经山西省政府批准，整合成立了山西昔阳丰汇煤业集团，这是山西省首家外省籍民营煤业集团。

　　按照山西省政府的规定，山西煤矿并购主体均为山西省政府指定的大型国有企业或省内民营企业，为何温州人黄祥苗作为外省民企能分得一杯羹？

　　黄祥苗来自苍南县农村。1991年和1996年，黄祥苗两进山西，与人合作经营煤矿。2002年他到了山西昔阳，融资1200万元买断当时效益欠佳的昔阳县铁炭窑沟煤矿。两年内，该矿产能从年产3万吨扩大到年产30万吨。

　　到2008年底，黄祥苗在昔阳两企业资产总额已达2.63亿元，年产值1.5亿元，年上缴税金2000多万元。

　　“他在昔阳10年累计捐款1000多万。”一位熟悉黄祥苗的人士称，也正因此，黄祥苗除出任“昔阳县温州商会会长”外，也得到了昔阳县政府和上级政府领导的认可。

　　昔阳县政府有关人士也透露，黄祥苗作为煤矿生产行家，多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涉及人员伤亡的生产安全事故，他的从业经验、安全管理意识强得到了政府的充分认可和信任，因此县政府才授权其组建丰汇集团进行收购整合。

　　“他把昔阳当做自己家乡，而不是一味地‘炒’。”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在人们的印象中，浙商秉承浙江人低调务实的性情，专注“实业”。但近年来，浙商，尤其是温商成了嗅觉灵敏的游资团队，到处炒房、炒煤、炒国企，炒小水电站，最后漂洋过海，到迪拜炒楼，以至于外界评价浙商是“逐水草而居”、“炒”字当头的“游牧资本”。

　　一位山西的经济学者指出：“不可持续的投资模式和当地自然、社会生态龃龉丛生。时间愈长，引发当地社会反感和排斥反而愈甚。温州资本退出山西煤矿业就是典型。”

　　没有人能否认浙商追逐财富的毅力和智慧，更无法否认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但也有研究者提出：或许浙商精神中，需要增加“和”的精神，一种和地方环境和谐共生的精神，如此，投资经商方能持续、长久赢利。这便是古人所说的“和气生财”。

　　（《都市文化报》11.11 章建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