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劳动力

　　22岁的曹杰操作着一台车床，把一个铜块冲压成一个圆形的“连接头”。他每天工作11个小时，手动冲压大约1万个这样的铜质接头。

　　这已经是曹杰的第五份工作了。一个月前，他坐在一家玩具工厂的流水线上，负责用胶水粘结组装玩偶模型，再往前，他还做过保健品推销员，陶瓷厂的质检员和铝合金门窗厂的切割工。每转换一个工作，最多只需要半天的培训。

　　事实上，曹杰刚刚来深圳不到10个月。最长的一份工作干了两个月，最短的只有两天，离开的原因各不相同：工资、工时还有经理的态度。

　　曹杰目前落脚的这家工厂在横岗189工业区。园区里有十几家工厂，两三万工人。

　　这里的园区不大，但是五脏俱全。一家超市和一条商业街，销售廉价的服装和被褥。在路边的小饭馆，一碗米粉6块钱。晚上最热闹的地方是溜冰场，门票5元。

　　工厂就建在园区主路的两侧，每家门口都贴着常年招工的通告。周末下午，附近的工厂也会在路边摆摊招工。

　　曹杰并不担心下一份工作在哪里，在同一个工业区就有很多用工的需求。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很快转变为服装厂的制衣工或电机厂的装配工。

　　工厂的大门永远敞开，每分钟有人离开，有人进入。园区里不能没有工人，但谁来都能干，缺了谁也都无所谓。

　　1亿“新生代”

　　曹杰的父母都是湖南常德市的农民。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在曹杰四五岁时，父母就离开农村进城打工。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曹杰和弟弟进城读书。

　　供两个孩子在城里读书，对于农村移民家庭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但我妈妈咬着牙把我和弟弟都带了出来，她不想我们继续留在农村。”

　　对于一个20岁的小城青年，外面的世界充满了诱惑。在深圳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曹杰只工作了不到8个月，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在找工作，并且感受城市：坐地铁，看大海。

　　曹杰对于工资收人不是很在意，他觉得一两千元就够了，自己也没什么负担。他和3名工友合租了一间房，房租每月300元，大家分摊。“我不愿意住宿舍，里面人员流动太大，不舒服也不安全。”

　　曹杰不愿把时间过多地投人加班：每天加班不要超过3个小时，周末至少有一天是完全休息的。他要有自己完全支配的时间，上一次辞职的直接原因就是加班问题。“我周日已经安排好了和朋友去郊游，但工厂突然决定赶工加班。我还是回去了，但是决定离开工厂。”曹杰说。

　　生存，并非打工唯一的目的。这是曹杰和父亲最大的不同。他是“新生代农民工”。

　　按照全国总工会的分析，2009年，我国共有2.3亿工人，这些“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就占了近50%的比例。他们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一出校门就进了厂门。

　　他们大部分人都没有结婚，很多人在城乡结合部长大，没有务农的经历，也从来不想当农民。他们的目标是在城市里生活，在现代产业中确定自己的位置。

　　劳动的价格

　　2003年，陈定启第一次来深圳打工。他和曹杰一样，前后换了很多次工作，“我现在明白了，不管干什么，在哪家工厂，我们劳动的价格就是这个数。”

　　这个数是多少？工厂门口的招聘告示里都已经给出了答案。

　　普通工人每个月的底薪是1100元，踩着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底线。按照劳动法规定，平时加班费，按照时薪的1.5倍计算，周末加班为时薪两倍。

　　在这些工厂里，加班是一种常态。按照每天加班3小时，周六加班一天11小时计算，加上底薪，扣掉饭费、宿舍租金和保险金，每个工人可以拿到手约1800元。

　　这就是目前一名普通工人的劳动力价格。每家工厂的薪资水平都差不多，区别在于加班时间的长短、伙食档次的高低以及住宿水平的好坏。如果加班多一些，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工人们可以拿到2200元以上的工资，但是没技术的“普工”无论如何也达不到3000元。

　　这样的收入，在深圳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要想攒下钱，必须格外精打细算，节俭度日。

　　今年24岁的陈定启来自江西，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变压器厂，早上8点上班，晚上22点才能下班，周末没有休息，一个月只能挣六七百元。老板给工人租房子住，三室一厅的宿舍住了20多人，每个角落都睡着人。“一个月下来我就有点灰心了。”陈定启说。

　　两年之间，他开始走马灯一般地换工厂。但是换工作的成本很高，厂方经常会扣留工人一个月或20天的薪水。辞工很难被批准，如果一定要走，工人往往会损失一个月的收人。

　　陈定启是个爱玩的人，放了工喜欢去网吧和迪厅。他那点收人根本存不下来。“我去了好几家工厂，仔细想想，我没有技术，换到哪家厂，你不过就是个‘普工’。”陈定启说。

　　于是，他决定换个方向，到服务业试试。因为听朋友说，那里除了底薪还有小费拿，提升收入的空间似乎很大。

　　“我马上去一个会所应聘，当天就上班了，从最基层的服务员干起，每天在门口站10个小时，学习怎么待人接物。”陈定启说。他逐渐做到了领班、部长（负责安排服务员、接待客人）。部长的底薪1200元，算上提成能挣1500元。可他刚干了3个月，那家会所就倒闭了。他又开始寻找新工作。在这个行业里他没什么基础，一直没再找到“部长”的职位。

　　人生问题

　　阿芳今年30岁，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女儿9岁、儿子7岁。孩子们由重庆农村的公婆来抚养。每个星期她都要给他们打两次电话。

　　1997年阿芳来到深圳，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做测试工。不久，有个男孩被分配到她工位旁边，他们俩都是重庆人。男孩每天在她的柜子里放上水果和零食，但阿芳最初不为所动。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男孩最终还是打动了阿芳，她决定嫁给他。

　　2000年，两个人结婚，第二年女儿在深圳出生了，又过了一年他们有了儿子。阿芳带着孩子在公婆家住了两年，女儿3岁时，她又回到深圳打工，把一对儿女交给了乡下的公婆。“他们开始记事的时候，我就离开了。我一辈子都会内疚。”阿芳说。

　　在深圳工作了十几年，阿芳现在一家工厂当技术工人，一个月有3000元的收人。老公在深圳市内做保安，夫妻每周才能见一次面。两个人工资加起来有5000多元。每个月，阿芳会寄500元回去给孩子和老人，夫妻二人房租、生活支出要花掉2000元，剩下的钱存起来。

　　女儿在电话里问阿芳：“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我只能说这三个字。”阿芳说。孩子一天天长大，阿芳每天都想他们。她不想孩子成为留守儿童，但她又没能力把他们接到身边。

　　“我把孩子接来，我们照顾不了，家乡的老人也会孤独。如果两位老人也来，我们6个人生活在这里，成本太高了。”阿芳说。

　　老公有时候对阿芳说，不如接来算了，好在一家人在一起。阿芳想想还是咬着牙说：“我们没有积蓄以后怎么办？存不下钱来，再干10年，还是一无所有。”

　　断裂的乡土

　　春节快到了，阿芳却不能回家看孩子。因为她今年夏天已经回去了一次，算上来回路费他们花了8000块钱。“再回去，一年就白干了。”阿芳说。

　　在这座城市已经打拼了13年，阿芳觉得自己依旧生活在底层，拥有的不过是残缺的城市生活。她不用化妆品，也没去过电影院，孩子不在身边，每周休息一天，夫妻二人又难得在一起。

　　“有时候，我很厌倦深圳，但我们又离不开这里。”阿芳说。

　　老家有几亩地，种了橘子和棉花，都已租给别人打理。阿芳夫妇都是从小出门打工，谁都不会干农活。如果回家务农，一年也只有六七千元收人，必须还要有一个人出去打工。

　　阿林的老家是江西修水县，初中毕业后，先在家种了3年地。但种地的收人只能维持温饱，手里没有钱花。2001年，他跟姐姐来到深圳打工。

　　27岁的阿林没有换过太多的工厂，目前他在一家鞋厂当一名小组长，收人比工人要高1/3。“在老家结婚要至少6万块钱，这笔钱我已经有了。”阿林说。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分钱一分钱地节省，最初的三四年，他为了省路费，春节都没有回过家。

　　现在，阿林有了一个很城市也很拉风的爱好——自行车骑行。他自行车发烧友的指导下组装了一辆自行车，这辆车的价格高达5500元，每个月有两个周末，他都会和车队朋友结伴骑行，穿着最专业的服装，在城市里呼啸而过。这时候，他不再是工厂里的农民工，而是一个时髦潮人。

　　每次回农村老家，阿林都对家乡产生了一种距离和陌生感。回家不过是看父母，他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种种方便，家里已不是他最后的保障，家乡也不是最终的归宿。

　　未来在哪里？城市与乡村同样充满了矛盾。

　　有了一些积蓄后，他还想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在深圳肯定买不起。他所纠结的是，在农村盖房还是在老家的县城买房？前者要13万元，后者要30万元。但对他来说，这两个选择都是形式大于内容。他既无法回到农村种地，也不能到家乡县城谋生，“因为在县城既无关系也无根基，况且县城的人也在外面打工”。

　　“我是待也待不下来，回也回不去了。”阿林迷茫地说。

　　（《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52期 李伟）